出将入相是一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因为从古到今的所有读书人，都坚持着“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信条。如果不是柳贯先生几年的悉心教导，独孤信也许会读一些书，可绝对不会像如今这样，虽说是一介武林人士，可骨子里仍然是一个文人士大夫。
独孤信对于出将入相这样的事情，自由自己独特的认识。此时的独孤信不想掉书袋已经不大可能了，因为关于这些东西，他还是非常熟悉的。与其让石猛和杨逍二人胡乱猜测，还不如他讲给大家听一听究竟：“在常人的概念当中，文臣与武将分属不同的概念，上朝的时候也是东西分列；文臣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而武将则多孔武有力、性格鲁莽。然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泾渭分明的文武之分，到了唐代，基本上每一位朝廷大员都属出将入相的类型：平日就在朝中担任文职、战时则披挂上阵。作为士人教育的一种模式，唐代这样人人文武兼备、出将入相的人才鼎盛之况，正是当时的当权者们最愿意看到的局面，也颇值得今人借鉴。”
石猛问道：“一般人们提到文人，便不自觉地提到百无一用是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等等不友好的语句。”
杨逍赶紧补充道：“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在汉代之前，读书及研习六艺只是贵族阶层的特权，那时期的国家人才基本都来自贵族内部的举荐，从文从武均无定则，因为六艺教育本身就包含了一切。先秦时期的贵族阶层也不是那么好混的：上至国君下至王公贵族，在国家遭遇侵犯时都得亲自披挂上阵，而平日的国家治理团队，也都是由那班人所组成。所谓的文臣武将，在那个时候是没有明显划分的，一个人到底从文或从武，是根据该贵族人员所担任的职务而定的。”
独孤信道：“杨逍说的没错，是这样的。汉朝初立时沿用的是秦制，秦国制度则沿袭自先秦诸国、再加上自身的一些改革。由于汉朝是汉高祖刘邦带着周勃与樊哙等下层人士所建立的江山，先秦以来由贵族阶层垄断的中央政权核心就这样被打破了。汉武帝在大力推行儒术的同时，就顺便让董仲舒对先秦以来的各种礼制进行了一次梳理和规范，其中就包括象征贵族身份的佩剑礼制。关于汉朝的佩剑礼制，班固在自己所著的汉书里并无相关记录，范晔在后汉书里虽无专门表述，但却留下了大量蛛丝马迹般的记录。人们关于汉代佩剑礼制的整理，实际上是根据出土的佩剑文物及后汉书中的零碎记录得出的结论。范晔的后汉书里记录有大量的赐剑之礼，所赐的宝剑规格及历史人物的等级身份均有严格的一一对应。比如玉具剑，其佩戴等级就已扩展为三个等级：首先是诸侯王级别、其次是列侯级别，最后是中小贵族及郎官阶层。连郎官这样的小官阶层都可佩玉具剑了，普通的民间士大夫阶层也就被允许佩戴金饰剑、櫑具剑。在人们普遍崇玉的汉代，剑饰上是否有玉，就是贵族与士人阶层最明显的区分，不过佩剑礼制却在汉朝起开始广泛覆盖到了民间的士人阶层。董仲舒还在佩剑的礼制上作了详细规定：佩剑者虽无阶层限制，但只有识字的习武者方可佩剑。于是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士人们为了在身上增加佩剑这样的士人身份象征，文武兼习之风就开始在民间蔚然兴起。”
杨逍听到这里，他忍不住插话道：“如果说汉朝时的民间士人阶层尚是小部分群体，他们只是一小部分文武双全的人才，梦想着能够为国出力，但是能够养的起读书人的家族还是很少的。不过由于魏晋时期的党宦之争，士大夫的晋升之路渐被堵塞，依赖庄园的民间士人阶层开始得以全面崛起。经过汉以来的风气熏陶，魏晋时期的民间士人已普遍具备了文武兼备、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基本素质。他们往往是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的人。以谢安为例，其人多才多艺、善行书、通音乐，历任征西大将军司马、中护军等军职，曾以八万兵力打败了前秦大帝苻坚带领的号称百万的大军，为东晋赢得了数十年的太平。谢安这样的士人出身名门世家、但本身非为朝廷中人已属典型的出将入相之才，而类似的魏晋士人是很多的。刚刚我所说的出将入相之才，并不是说其人文可震惊八方文坛、武可震慑来犯之敌，更多是指一种文韬武略上的综合素质。唐代时的历代名相基本都属这个类型，不能说他们勇武过人或是整天只懂之乎者也，但若在战场或文坛上有一番较量的话，这些人都必非泛泛之辈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民间士人得以步入朝廷中枢。隋书礼仪志里载：一品，玉具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配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五等散品名号侯虽四、五品，并银装剑，佩水苍玉；侍中已下，通直郎已上，陪位则象剑......随着隋唐时期对佩剑制度的细则化规定，再加上隋唐期间文举和武举的兴起，民间的人才通道进一步被贯通：只要你具备相当的文武之才，任何出身的人都有了晋身朝廷中枢、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唐朝的宰相是基于三省六部的群相制，宰相成员实际上是由各省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的最高长官所组成。这样的制度让唐朝的宰相看起来数量非常庞大，其实这些宰相并非一种正式化的名称，任一级的省部领导人都是可以称为宰相的，这跟从前的相国、丞相等固定官职之间的区别还是不小。从唐朝的历代宰相名单看，真是济济一堂、众星闪耀，上面的每一位成员基本都有过自己文韬和武略上的壮举，没有哪一位是单纯地仅仅干过某一种工作的。刀枪剑棒、舞文弄墨，那正是唐朝人自小的常规课程。唐代为文武兼习之风的鼎盛时期，而汉朝佩剑制度的完善原是始作俑者。对于汉武帝强势的独尊儒术的做法，后世多各有批判，认为它罢黜和封闭了其他文化思想，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大倒退。不过在独尊儒术的过程中，佩剑制度的完善，却无意中打开了民间士人的晋升缺口，极大地促进了士人综合素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