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无缘无故被谢驰几次三番地教训，心中颇有不平，便针锋相对道：“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见微而知著，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然后以山巨源预见王衍、郭子仪预见卢杞为例证，类比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行为不近人情，进而推导出王安石得志必为奸臣、为害国家的结论。这种以人的生活习惯和个别缺点来判断其政治品质的逻辑，是非常错误的。这种影射咒骂、攻击人身的写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因为他害怕自己的说法根不住脚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
谢驰一看终于有人跟自己较劲了，立刻回击道：“苏老泉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事情皆有一定的规律，只要能够仔细观察并把握规律，就能见微知著，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行为而在祸乱发生之前就发现作乱的奸臣。”
石猛笑道：“我怎么听说这篇辨奸论是有人假托苏老泉之名写的，内容又是以生活中不讲个人卫生，穿衣不爱美等不拘小节据说皇帝亲见虱子爬王安石的胡子，拿言语逗趣提醒他，他还浑然不觉，断言一个人的大节。王安石的变法是失败了，且留下了一些祸害，可是他的个人品行却不坏，而以不通人情，加以大奸之名来论之，确乎过分”
谢驰道：“人们向来有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生儿打地洞之宏论，不乏有人以苏氏父子做为此论的依据，但实际，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典故形容苏东坡与其老爸苏洵更为确切。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这副对联是四川眉山三苏祠的楹联，为大文人张鹏翮所题，下联简洁概括了老苏家所创造的宋代文坛一门辉煌联所述的一门父子即苏家的老主人苏洵、大儿子苏轼、二儿子苏辙，意思是说三人均为填词的名家；下联四大家是指韩、柳、欧、苏四家，四家文章领袖天下，苏门又占其一至于文冠当时的宰相王安石他还不太够格后来的唐顺之搞了个文编，才把王安石的文章给加了进去，也只选用这唐宋两朝个人的文章，一个名叫茅坤的古文家整理后取名唐宋大家文钞，唐宋大家从此成为定论，没人再能挤进去。这个成就可真是了不得唐宋两代排出散文名家个人，老苏家竟然囊括其中三席，估计除了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大概能称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另外五位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后人把苏老泉称为大器晚成的样板，他的事迹经常被用来告诫后代。据史载：苏老泉晚好为诗，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发于言，比没，得数千首。天圣六年，十岁的苏洵苏老泉与眉山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成亲之后，他第一次应乡试举人落第之后，人生态度才发生了转变。在此之前，苏老泉本就比其他人读书更晚，但偏偏他还不发奋学习，仗着自己聪明，骄傲自大，认为同辈人里面没有比自己更为高明的人了。所以读书越发不精细，抱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态度。后来他第一次应乡试举人，不幸落第。这次落第仿佛一个大棒，直接敲响了苏洵心里的警钟，他从未有一刻如此时一般清醒的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苏老泉的及时悔悟，不仅让历史多出了他这么一位文学家，同样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苏老泉吸取自己的教训，对于两个儿子的教育极为重视，处处以培养两人为先，最终才有了后来二子同时中第的美事。他那两个儿子，一个官居高位，另一个名满天下，才高斗。其实三苏这个称呼在就宋朝开始广泛传播了，有一个名叫王辟之的人，写了一部渑水燕谈录。在这本书的第四卷里有一个章节叫才识条，其中写道说：苏轼是宋代词坛豪放派的创始人，他的散文也是很厉害的，可以说是代表了北宋文学一个巅峰的成就。苏辙是个散文家，有人这么称赞过苏辙的文章：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苏辙的风格和兄长苏轼是比较相近的。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有了三苏这一个简洁明了的称呼，可以让更多的人毫不费劲的记住了他们，还可以表明他们之间是有某种关系的。三苏中如果有一个人的名声出来了，那么其他两个也是受益的，还可以以此来激励自己进步。从后世来看，苏轼的成就是三苏中最大的。苏轼留下的词作名篇有着水调歌头、江城子、浣溪沙、蝶恋花这一些，散文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等。这些都是给了当时以及后世很深的影响的一些文学作品。苏轼的风格也是被无数的后辈模仿。苏轼是因为足够厉害才成为唐宋大家之一的，而不是作为唐宋大家之一而出名的。不仅自己名满天下，两个儿子更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用我前面所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形容更为贴切。苏老泉不仅做人很成功，做文章很成功，做言传身教之人更成功，这样的人说话，还是非常有分量的，所以他的文章值得一读，他的观点值得后人们借鉴。”
石猛知道这样争论下去，谁也不可能说服对方，还不如自己向谢驰服个软，以后还要长时间的合作，如果二人的处理不好，很容易影响大事，所以石猛就顺着谢驰的意思继续说道：“苏老泉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老泉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