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吸收前人对历史演义小说的有益见解，我们可以将历史演义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历史着作与历史演义小说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是科学，后者是艺术，科学要求高度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艺术则应遵守艺术创作的规律。
并且历史与历史演义小说之间的关系是生活与艺术的关系。
历史演义小说取材于历史，所以称做历史小说而不是人情小说、神魔小说。
此外历史演义小说与其他小说的区别在于，历史演义小说的主要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面貌要符合历史真实，应该“七实三虚”，虚构要有一定的限度。
在主要故事内容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应大胆进行艺术虚构。
总之，我们把敷演史传，偏重叙述朝代兴废争战之事，而又故事性强，通俗易懂的小说称为历史演义小说。
所以我们这里所论述的历史演义小说，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基本上演绎史书的历史演义小说，如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等。
二是基本符合史实，有较多艺术虚构，所谓“七实三虚”的作品，如三国演义等。
三是取材于当时邸报、朝野传闻，反映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的时事小说，如樵史通俗演义等。
至于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轨迹的话，因为史学在中国非常发达，一些历史着作中的篇章类似于历史小说。
汉至唐宋的杂史杂传、逸事类的文言小说、传奇中的部分作品，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的则可以视为短篇历史小说。
如汉代的燕丹子、汉武帝故事，唐传奇中的赵飞燕外传、高力士外传，宋传奇中的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杨太真外传、李师师外传等。
唐代历史题材的变文如汉将王陵变等，以及金院本、元杂剧和宋元南戏中的历史剧，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宋代“讲史”则奠定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基础。
明代前期统治者对文化采取了、保守政策，影响了小说、戏曲的发展，从明中叶以后，统治阶级对小说、戏曲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不少贵族官僚喜欢阅读小说，连皇帝也不例外。
如明武宗深更半夜派太监用五十金的重价去购买金统残唐记。
统治阶级的态度，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创作，印刷和传播。
城市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喜欢看戏和阅读小说的读者群，是小说发展的群众基础。
明清时代印刷业高度发展，为长篇小说的出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因此明清两代形成历史演义小说的。
需要说明，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其实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明初至万历前期，约220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成熟期，也就是历史演义小说形式规范形成的时期。
这个期间约有10部左右的历史演义小说。
这一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逐步纠正“讲史”中鄙野无稽之谈，向正史靠拢，以兴废争战作为小说的主要内容，从“讲史”的面向听众，转为面向读者，从形式上，开始确立章回小说的形式规范。
2、从明万历前期至清顺治，约70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繁盛时期，产生了约40部历史演义。
这时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反映本朝历史的大量增加，有较强的时代气息。
作者的主观性也加强，艺术上更加成熟。
3、从清康熙元年到乾隆末年，约120年，这是历史演义小说的蜕变期，约有15部。
这时期一方面有的小说进一步向史实靠拢，演变为通俗的历史教科书，窒息了历史演义小说的生命。
另一方面，受才子佳人小说、神怪小说的影响，交叉融合，在历史演义中杂入神魔斗法、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
这样，历史演义小说的文体特征变得模糊而逐渐衰落。
此外就是史书与“讲史”的结合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
三国演义的成书，一方面是“俯仰史册”，以史料为创作的素材。
三国演义早期的版本都题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这说明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主要的依据是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
三国志和裴注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基本史料。
南朝宋范晔着的后汉书中的人物传记，如董卓传、刘表传、吕布传的史料比三国志丰富，孔融传、祢衡传、左慈传为三国志所无，因此，也为罗贯中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三国志、后汉书都是纪传体，而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它将汉末到西晋统一间的大事逐年排比，使三国历史更加条理分明，轮廓清晰，这种编年体史书对三国演义的成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资治通鉴叙述三国史事，依据曹魏年号编年，客观上承认了曹魏的正统地位。
还有就是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改用蜀汉编年，承认蜀汉为正统。
并且由于南宋到元明间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朱熹的特殊地位，此书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书中“尊刘贬曹”的倾向对三国演义创作思想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三国志传的多种版本均以“按鉴”相标榜，这里所谓的“按鉴”就是按照朱熹的通鉴纲目而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除此之外，三国演义还采用了搜神记、语林、世说新语等书中的故事，大大丰富了三国故事内容。
需要说明，其实三国的故事在隋代就已广泛流传，并成为艺术表现的内容。
像是大业拾遗记水饰图经条云:“炀帝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会群臣于曲水，以观水饰。有神龟负八卦出河曹瞒浴谯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度檀溪。若此等总七十二势，皆刻木为之。”
唐朝李商隐骄儿诗描写儿童“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见，三国故事在唐代已喧腾众口。
北宋苏轼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说明北宋时期的说三国故事不仅艺术效果好，而且“拥刘反曹”的倾向已经很鲜明。
在三国故事的流传中，三国志平话和成化刊本词话花关索传都可以看作是早期说唱的口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