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明清神魔的流变过程的话，首先，它的初兴期大致从明初洪武元年起，至万历壬辰百回本西游记刊行那一年止，约二百年的时间。
这一时期的神魔大致有四部:三遂平妖传、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封神演义、西游记。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虽然作品数量有限，但是出现了神魔的重要作品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奠定了神魔创作的文体规范。
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是世代累积型作品。
一方面作者还没有摆脱传统题材的影响，情节、框架上多有承袭，一方面又能自出机杼，翻陈出新，内容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感，艺术形式上也摆脱稚拙芜陋的通病，体制结构渐趋完善。
这一时期神魔的创作对于类型的演进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在题材的选择上注重离奇、怪诞，多以非现实形象为着力塑造的主人公，表现形式上以幻笔见长，借幻写真，以后的神魔创作基本上是沿袭这一道路前进的。
其次是发展期，也就是从明万历二十一年起，到天启末年止。
这一时期，神魔的创作呈现稳步发展的势头，虽然在艺术质量上无法媲美于西游记，但作品数量大大增加。
删改旧作的作品有: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新平妖传等在西游记的影响下产生的作品有:西洋记、南游记、东洋记、北游记等。
此外还有铁树记、咒枣记、飞剑记、南海观音传、天妃娘妈传、钟馗全传、牛郎织女传等作品，整个流派都呈现出一种稳步发展的趋势。
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属于“佛道类”，也就是神佛仙道的出身修行传，共计有十三部之多。
大凡民间香火较盛的神灵差不多都成了神魔的塑造对象。
在内容上与市民生活贴近，艺术技巧也取得某些突破，由于商品经济因素的过分介入，创作出现商品化倾向。
作品篇幅缩短以便刊刻、流通，一些创作者本身就是书商，水平不高，态度不够严谨，唯利是图，使作品因袭模仿的成分过多，影响了的艺术成就。
还有就是因革期，从明崇祯元年起，至清康熙六十一年止，这一时期出现了三部西游记的续书:续西游记、后西游记和西游补。
此外还有关帝历代显圣志传、历代神仙通鉴、斩鬼传、西夷ng等作品。
这一时期神魔创作的最显著成就是讽谕类的作品增多。
这类作品是神魔的一个变种，总体故事框架，依然是神魔故事，仍是谈天说地，斩妖伏魔的旧套，但侧重于以幻寓理，借幻刺世，作者借神魔写人，抒写自己的人生感慨，表现自己对现世的关怀。
以及衰蜕期，从乾隆至道光前期，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神魔数量虽然多，但是真正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成就的很少，神魔走向衰微。
有新说西游记、绿野仙踪、平闽全传等。
最后就是终结期了，是从道光以后清末民初。
并且说到西游记的话，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有玄奘取经故事。
据旧唐书方伎传及其他野史记载，玄奘是河南洛阳人，姓陈名祎，大业末年出家，玄奘是他的法名。
他那聪悟不群的天资和积极探求的精神，曾为他获得佛教“千里驹”的赞誉。
为了追求佛法的究竟，青年的玄奘不满足于追问佛教译品，决心远游西域，寻取真经。
他不顾不许国人出境的禁令，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只身离开长安，混入商队，偷越国境，开始远征。
一路上出玉门关，经新疆北道，越葱岭，出热海，又经二十四国，跋涉五万多里，终于到达了印度。
在印度十三年，到了贞观十九年，玄奘载誉而归，并且带回了六百五十七都部梵文经论。
玄奘取经的壮举，首先经历的是宗教神话化阶段。
从大唐西域记到慈恩三藏法师传，从独异记到太平广记中的异僧玄奘，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宗教故事是怎样走向神话化的。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奉唐太宗之旨口述，由门徒辩机辑录而成的。
书中记述了他亲身经历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见闻，虽然一再声明“皆存实录，匪敢雕华”，使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它的文学价值却是作者自己主观上没有意料到。
作为一个万里西行，取经求法的僧人，他一方面以宗教家的虔诚心理去采录有关佛家的种种灵异故事，从而把七世纪和七世纪之前在西域广泛流传的许多想象丰富、情节生动的故事传说保存下来。
另一方面，对自己飘然一身、赴印度取经所遇到的艰难困苦及各种自然现象，如沙漠幻影及鬼火之类，也多用宗教的心理去解释，从而使许多事实在作者和别的信徒眼里自然都成为灵异和神迹。
可见取经故事从玄奘笔下写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染上了种种神异的色彩。
到了玄奘弟子慧立、彦琮的慈恩三藏法师传中，他们为了颂赞师父非凡的事迹，弘扬佛法。
所以在口传或笔录玄奘取经事迹的时候，必然常用离奇的想象，精彩的文笔加以夸张神化，从而使之成为一部带有浪漫色彩的大型文学传记。
于是两部叙说宗教故事、宗教人物的著作，无意中却搭起了通往文学创作的桥粱。
虽然在故事间架及形象塑造方面没能对西游记的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
但是，其中丰富的幻想故事和离奇的想象，却为后代的创作提供了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变形术的自觉运用，动物的拟人化等。
神奇的取经故事，越传越神。于是，在唐朝末年就出现了像独异志、大唐新语等敷衍玄奘取经神奇故事的笔记。
然而，这些虽然说是一种创作，但也仅仅是在传取经故事之奇，其中看不出作者所要反映的是哪种思想、感情和愿望，因此，它还是属于宗教神话化阶段。
真正完成玄奘取经由历史故事向文学故事转变的，则是得力于寺院“俗讲”的盛行。
正是在僧人讲唱中，使取经故事的内容摆脱历史事实的束缚，变成一个怪诞不经但又结构完整的神话故事。
刊印于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末有“中瓦子张家印”六字。
据王国维考证，“中瓦子”是南宋临安的一条街名，也是上演各种技艺的娱乐场所。
可见，至迟到南宋末年，玄奘求经的故事已经编成有诗有话、完全虚构的文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