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红薯粉，然后切成条状。”
“红薯粉，这么贵?”东街秀才惊讶了。
不比其他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东街秀才见天的在街面上讨生活，自是熟知雉水城的物价。
余庄头被秀才问得脸红，只能支吾道:“一般的红薯粉烧煮出来都是大块的，吃起来没味。”
“我们店卖的粉条，是加工过的红薯粉。”
“这个，切薄长条，嗯，极费工夫。”
“这贵的都是工夫钱。”
憋了半天，余庄头总算憋了个像样的理由。
东街秀才听明白也就不问了。他生意好得很，写好了余庄头要的红纸，便就招待下一个客人去了。
余庄头拿着红纸回到店铺和他弟商量了半天，勾兑好客人可能提出的问题方才把红纸贴到铺子外。
正是办年货的时节，市面上人潮涌动。有那路过的行人瞧到李家粮店外的红纸便就驻了足，然后就为“粉条”这两个新鲜字所吸引，进店询问。
虽然红薯粉一斤卖三十文有些贵，但问得人多了，便总有几个好奇心重且不差钱的主顾愿意买个半斤八两的回家去尝鲜。如此半天，铺子竟也成交了十一二斤的粉条。
爱尝鲜的人回家后多数都炒了粉条做晚饭，然后大都便觉得物有所值––炒粉条的味道和口感都强原来的炒红薯粉太多。
尝鲜的人中，有那勤劳能干的便想寻摸着自己做，而其他大部分人，一看那粉条切的比自家家常吃的面条还轻薄宽长，便知这是自家女人所没有的手艺，想吃便只能市买。
一斤粉条炒三盘，这样算下来，一盘炒粉条十文钱，本钱倒是与先前十文一斤但炒一碗就得一斤的红薯粉相当。所以，这年下摆席，倒是把原先的红薯粉换成粉条合算:一则粉条味道好，二则粉条价贵，请客时说出来也有面子。
这年头舍得买三十文一斤红薯粉条家吃的都有钱且还都会算账，故从第二日起李家粮店的粉条生意便就有了起色，而到了第三天就供不应求了。
自从卖了粉条，粮店冷清下来的生意搁年前最后十来天，又爆了一回––李满囤不仅以白面的三倍价销尽了自家的红薯不说，还让老北庄的庄仆们拿红薯调换了不少白面，过了一个富足年。
这一把生意，李满囤把自家的1000斤红薯做成粉条，净得了4吊钱，庄仆们帮忙加工也得了2吊辛苦钱。而庄仆们也从自己口粮中拿了两万斤红薯加工成四千斤粉条，卖了120吊钱，其中，扣掉20吊的粮食钱和60吊的庄子出息，竟也得了40吊的辛苦钱。庄仆们重新拿钱买了两万斤红薯做口粮，然后每家竟还剩3吊多钱––相当于庄里每户都得了三间装瓦房的材料钱。
今年老北庄的11户庄仆家家杀了猪，存了够吃一年的腊肉，家家买了一匹布，一家老小都能得一件新衣，而现在，甚至，还几天内就攒够了建房的砖瓦钱。
庄仆的日子啊，从来都没这么有盼头过!
李满囤得了这六十四吊钱的后果就是他家的钱箱满了，他只得把另一只箱子也挪出来做钱箱。
或许，李满囤想，年后，他还得去城里家具店买两只红木箱回来装钱才行。
王氏也经这红薯粉一事，开启了刨子，这个新世界的大门。于是，有一天晚饭，红枣忽然发现她娘揉面后，没有拿擀面杖擀面，而是改拿刨子把面刨了下锅––这天是腊月二十一，晚饭她吃上了刨削面。
王氏做刨削面虽然没有前世师傅们把面架脖子上削面动作似拉小提琴一样的潇洒，但因为王氏为了面好刨，加了比往常手擀面少很多的水，所以面条的这份劲道，却与前世无差。
李满囤特别喜欢刨削面这种咬劲十足的口感，猪似的呼噜呼噜就拱完了一碗面，然后又让王氏给添了一碗。
可惜，李满囤想:家里现在没有小麦，不然，做了这刨子面搁粮店里卖，也一准好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