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胡适被商务印书馆聘任为“世界丛书委员”。
1897年，上海一家英文报馆里的4个排字工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这几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年轻人受西风的影响——“商务”两字就带上了商业竞争的意味，具有不同于一般国人的眼光和胸襟。5年后毅然以高薪聘请了大名鼎鼎的张元济主持编译事务，使这个印刷小作坊，走向了文化出版事业。在短短25年时间里，资金从不到4000元，以每年增长33%的速度，至1922年达到500万元；成为国内出版大擘，实现了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早在商务创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选贤用能，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电影等。
一代大师蔡元培，一直与商务印书馆保持着特殊关系。
新文化运动刚起于“青萍之末”，张元济即敏感到新潮的压力与机遇。1916年9月6日,他在日记中提出要“用新人、知识较优者”。在后来几年,直至晚年，他一直持守这个思想。“新人！新人！”是他心中不断的呼喊。
1918年，张元济提出商务印书馆“永久之根本计划”三条，第一条便是“培植新来有用之人”。
毫无疑问，此时张元济已经把眼光盯上了北大年轻教授胡适。张元济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曾参与戊戌变法，被光绪召见。他的学养和抱负，决定了他要物色巅峰人物。而届时胡适正英奇纵放，立于时代潮头，万人瞩目。
胡适被商务印书馆聘任为“世界丛书委员”，与此事当不无关系。
7月27日，胡适写成《〈水浒传〉考证》一文，收入亚东图书馆当年8月出版的《水浒》一书。这是胡适考证古典白话小说的开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亚东图书馆出版校点本明清小说，推动了明清小说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小说史学科的建立。在这个过程中，胡适扮演了最为突出的角色，他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就是这一文学与学术事件的成果。其中有关《红楼梦》考证，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素为学人称道。而他有关《水浒传》的考证，也自成系列，对这部小说研究的展开，同样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他的《〈水浒传〉考证》比他的《〈红楼梦〉考证》早一年，因此，胡适对《水浒传》的研究，从小说史学科的角度看，与他的《〈红楼梦〉考证》及其白话诗一样，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胡适考证《水浒传》的目的，如他自己所说，是将其作为作思想学问的一个例子。通过科学的精神、态度和方法，寻求事实、寻求真理，而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实际上，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就是对（水浒传）的研究方面，也具有开创性。
首先是对《水浒传》产生与演变及版本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胡适搜集了大量梁山英雄故事的史料，如据《宋史》等记载，认定宋江及其造反的真实存在；据周密《癸辛杂识》所载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证明宋江故事在南宋已发展到相当规模；结合《宣和遗事》和元代杂剧，探讨了水浒题材的具体情形与演变。在此基础上，胡适指出了梁山英雄故事产生的题材依据与社会心理。
由此，胡适得出结论说：“《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根据胡适的考证：“（1）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这一认识深刻揭示了梁山故事形成与传播的历史基础与社会心理，对阐释《水浒传》的思想内涵与英雄品质，有重要的启发。
胡适对《水浒传》的版本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针对鲁迅所主张的《水浒传》分简本和繁本两类、简本先于繁本的观点，他认为百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简本都是所谓坊贾的删节本，也可能存在繁先简后的情况。对一些具体情节与人物上的出入，他在《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中，根据众英雄在征辽、征田虎王庆几无损失，而征方腊一役却损失过三分之二以及降将马灵、乔道清等在征方腊战役中没有任何表现这两点，指出相关情节是先后插入的。
“大概最早的长篇，颇近于鲁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并且征辽部分是“最晚出”。
再者，对《水浒传》的思想艺术的分析，胡适也努力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
在《水浒传》的评论史上，金圣叹占有极高的位置。正确评价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是对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展开全新研究不能绕行的问题。
正如胡适所说：“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有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这种文学眼光，在古人中很不可多得。”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内涵做过深入的发掘，他揭示了《水浒传》“乱自上作”描写的意义，认为小说所体现了“庶人之议皆史也”的思想价值。对于这些，胡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胡适对金圣叹解读《水浒传》的基本方法并不认可，他批评说：“??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金圣叹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用到《水浒》上去，故有许多极迂腐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