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这篇《我们走那条路》，和问题和主义的那篇文章一样，一直饱受指责和诟病。《我们走那条路》此文，更常被戏称为“五鬼闹中华”，当然多半是贬义。在很多人看来，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之人，人权斗士，因写了这篇文章一下子变成了无聊文人。
也难怪，别人都整日高喊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胡适却搞出来个“五鬼”来，所谓“奇论一出，全国震惊”，不但鲁迅对此冷嘲热讽，就连在胡适领衔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上签名的梁漱溟，也在《村治》第2号上发表文章，说胡博士的立论是八个字：“轻率大胆，真堪惊诧!”
梁漱溟写道：“昨于《新月》二卷十号得读尊作‘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欢喜非常。看文前之‘缘起’一段，知先生和一班朋友在这两年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去年讨论“中国的现状”，今年更在讨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何等盛事！先生和先生的朋友正是我所谓“社会上有力分子”；能于谈哲学文学之外，更直接地讨论这现实问题而有所主张，那社会上所得指点领导之益将更切实而宏大。回忆民国十一年直奉战争后，我与守常（李大钊）同访蔡先生（蔡元培）。意欲就此倡起裁兵运动；其后约期在蔡家聚会，由先生提出“好政府主义”的时局宣言，十七人签名发表。八九年来，不多见先生对国家问题社会问题抱何主张，作何运动，其殆即先生所说的‘我们平日都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亦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目的地’么？守常先生向来是肯想这问题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我虽百不行，却亦颇肯想这问题。——这是先生可以了解我的，类如我民国七年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极荷先生的同情与注意；类如我在北大七八年间独与守常相好，亦为先生所知道的。然我则没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条路的决心与信力，更没有拦阻他走那条路的勇气与先见。——就只为对这问题虽肯想而想不出解决的道儿来。现在旧日朋友多为这问题洒血牺牲而去，(守常而外，还有守常介绍给我的高仁山安体诚两先生。)留得我们后死者担负这问题了。我愿与先生切实地彻底地讨论这问题！
“先生在“我们走那条路”文中，归结所得的方向主张，我大体甚为同意。例如先生所说的：
“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仔细观察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我于此完全同意；还有下面一段话，我亦相对地同意：
“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
“这个根本态度和方法，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
“这个方法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们不承认别有简单容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很迂缓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喊口号贴标语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机关枪对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暴动与屠杀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们又知道，用自觉的努力来指导改革，来促进变化，也许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许人家需要几百年逐渐演进的改革，我们能在几十年中完全实现。然而我于先生所由得此归结主张之前边的理论，则不能无疑。先生的主张恰与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相反，这在同一问题下，为何等重大差异不同的解答！先生凭什么推翻许多聪明有识见人所共持的‘大革命论’？先生凭什么建立‘一步一步自觉的改革论’？如果你不能结结实实指证出革命论的错误所在，如果你不能确确明明指点出改革论的更有效而可行，你便不配否认人家，而别提新议。然而我们试就先生文章检看果何如呢？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在先生，其必有深意，正待要好好聆教；乃不意先生只轻描淡写地说得两句：
“这五大仇敌之中……（中略）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害，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么？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像这样地轻率大胆，真堪警诧！原来帝国主义之不算仇敌是这样简单明了的事；先生明见及此，何不早说？可免得冤枉死了许多人。唉！我方以革命家为轻率浅薄，乃不期先生之非难革命家者，还出革命家之下。三数年来的革命，就他本身说，可算没结果；然影响所及，亦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举其一点，便是大大增进了国人对所谓世界列强和自己所处地位关系的认识与注意，大大增进了国人对于“经济”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注意；——两层相连，亦可说是二而一的；近年出版界中，最流行的谈革命的书报刊物，无非在提撕此点；而其最先（或较早）能为统系地具体地详细地指证说明者，则殆无逾漆树芬先生‘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此书一出，而‘中国问题’的意义何在，——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中国问题’的解决何在，——在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桎梏束缚；遂若日月之昭明而不可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