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是胡适来到这个世界的第40个年头。按中国的传统算法，他当算是40岁的人了。这年6月，他开始为自己写自传——《四十自述》。
胡适从小喜欢记古人嘉言懿行的文字。儿时读朱熹的《小学》，那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人物，如汲黯、陶渊明等，使他数十年而不忘，这使他从中悟出了传记文学有的价值。
青年时代，在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便开始创作传记文章，《竞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留美时写过《康南尔君传》。回国以后，更写了不少今人古人的传记和年谱。
胡适之所以重视传记文学，首要的应该是着眼传记文学感化教育功能。他常常慨叹中国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也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分析过我国教育培养人才方面的六种缺陷，其中的一项便是传记文学太贫乏了，虽偶有伟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风范皆不能成为多数人的读物。
他对比西洋教育的长处，也是六种，其中的一项便正是“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而且多能写生传神，又纤细详尽，能够成为后人学习效法的榜样。
每个人的成长和生活经历都不会是孤立的，都会伴随着他的成长和生活的环境，写个人自传不可避免要写他所经历的社会环境，这也就把真实的历史留下。
因此，胡适下决心大力提倡传记文学，他多次劝过一些朋友（例如林长民、梁启超、蔡元培等等）做自传，但都没有见到效果。或许他写《四十自述》，也是为了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因为，在谈到他自己的《四十自述时，??他说过：“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他原计划把四十年的生活划为三段（留学之前??1891-1910，留学期间??1910-1917，归国之后??1917-1931），但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使得这个计划推迟，而最终因为出国而中断了传记的书写。《四十自述》仅用六篇文章记叙了第一段的生活，仅用了一篇“附录”附上了“文学革命的开始”。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普通的人们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是失于谀颂，便是失于诋诬，同为忌讳，也就不能纪实传真。
鉴于此，胡适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传记文学“纪实传真”的原则与要求。他认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条件，一定要说老实话，既不可谀颂，亦绝不应诋诬，而要能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
对于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胡适认为都应该写传记，而且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在他看来，所谓“写生传神的手笔”，“细密的考证工夫”，“远大的识见”，这三项加上说老实话，不谀不诬，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是对传记文学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一个好的传记作者，也难以写出好的传记作品来。
胡适当然是对的，笔者在自己的另一篇文章说过，你可以颂扬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也可以怒骂他为一介暴君，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把真实的历史留下，就不妨碍后人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对其进行客观评价。
胡适原打算在“谨严的历史叙述”中，进行“小说式的文字”的尝试。“从这40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小说式的文字来写。第一篇写他父母亲的婚事就是这样，显然有一些想象虚构的成分。当时曾得到徐志摩的热烈赞许，胡适自己也高兴，误以为这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后来，他还是抛弃了这种小说式的写法，算是回归了正道。
如他自己所说：“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
三岁的胡适认得近一千个字，三岁的胡适失去了父亲，三岁的胡适进入学堂，开始了《九年的家乡教育》。在这一篇文字里，我们会看到有三种主要的力量参与了胡适的成长：一是儒学的人生信条与伦理传统，主要依据着其父亲所编的两本书与学堂中的儒家经典；二是“笑话书”（即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使他“得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与“把文字弄通顺了”；三是他母亲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接人待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感谢我的慈母。”
《从拜神到无神》揭示的是这样的矛盾：程朱理学与神佛迷信；前者提倡“格物穷理”，教人“即物而穷其理”；后者令人迷信神佛地狱，陷入宗教形式而求神灵庇佑。
朱子《小学》“形既朽灭，神亦飘散”一段话，《资治通鉴》中记范缜《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一段话，让胡适相信：“我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范缜与人论辩的话，动摇了胡适家中女眷所熏染的“佛教的果报轮回说”。经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胡适不再怕地狱与轮回，不再虔诚拜佛拜神……
《在上海（一）》和《在上海（二）》写的是从1904至1908年，胡适在上海求学的经历。
在梅溪学堂，胡适写曾纠正先生的错误：“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根据先生出的题“孝弟说”而“勉强写了一百多字”，“一天之中升了四班”（进学时是第五班）；仅几个月，他从一个全不懂得上海话的“乡下人”升为头班学生，到后来还成了学堂选派去参加上海道衙门考试的四名佼佼者之一。
在这一时期，很重要的几件事是：他某次作文被命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煽动革命的思想有很强的号召力，邹容《革命军》的传抄；日俄战争爆发，“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
在澄衷学堂，严复译的《天演论》风行全国，胡适的“适”即是出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梁启超的《新民说》与《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震荡感动”了胡适，后一书留给胡适的“失望”感促使他有了补作中国哲学史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