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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柬提到的环境和工资问题不是当下才有，历来都有这个问题。
由于大环境贪赃成风，一定会形成效应和恶性示范作用，反正大家都在干，理直气壮心不亏，我凭什么不能捞，反而你不捞，就给人以鹤立鸡群格格不入，不是他们一伙儿的，你的官就做不下去。
至于工资问题，王柬说工资低，官员仅能保证最基本的温饱和体面，不能有额外的满足感，这话不假，但不是没有问题。
如果每个人都一夫一妻，家里少用人，七品以上基本是够花的，到了四品肯定够，还会有盈余。
当然，这不现实。
而且这个标准，是四百年前开国定的，当时的一品大员一年的白银俸禄是四十两，俸料三百多石，职田六百亩，按购买力得折合现代，得小两百万人民币，这么大笔收入，即便在四百年后的眼下，吃吃喝喝那也够了。
但是如果家里人多，那肯定不够。一方面是人多嘴杂不够，另一方面大环境贪赃枉法，你不搞点灰色收入和副业，你没办法活。
最后还有一个心态和认知问题，心态自不用说，眼红人家妻妾成群金银如山，而很多背景贫寒的官吏大多有穷疯症，在大环境背景下，堕落速度极快。
至于认知，任何王朝和经济体，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膨胀。
理想状态下，每年合理的良性通胀，有利于经济发展。
但问题是，这农业社会虽然比游牧、采集生产力和稳定性更高，但是由于缺乏科学认知和体系化的科学手段，抗风险能力仍然远远逊现代社会。
所以通胀时好时坏，往往跟天灾人祸成正比，甚至多数时期都是恶性通胀。
这通胀大了，你还拿着四百年前的工资标准，那肯定是不合理的。
可要是提高工资标准，这农耕时代的生产力仍然很低，缺乏通信和快速交通，更要命的是中国自古是大王朝版图，版图越大，实际的通信效率、行政效率越低，要提高效率，就只能用人填。
所以甭看偌大的王朝经济发达，但是养的官儿可不少。
岐帝国共计有一千五六百个县，三四百个州，光县令、刺史一级就得要两千人，州六曹和县六曹就是一万两千人，即便按平均工资十五两计，那也是十七八万两开销，合计拨付的口粮，得要几百万石。
这还不算地方上里的衙役、公差、邮政、芝麻绿豆官儿，皇宫大内的太监宫女，朝廷的各部、各司，这要是都算上，光基本的养人花费，就得几百万贯铜钱，上千万石粮食。
另外皇亲国戚也是一大块支出，养兵养将军又是一大块支出，就这三大块，基本就把现在的国库给分了，剩下的要搞点其他项目，根本不够。
所以提高工资福利根本不现实，当下国库也拿不出钱，即便提高福利，还不够贪官污吏塞牙缝的。
尤其是王朝处于中后期甚至晚期，能够不砍福利就不错了，一砍福利肯定造反。
李自成为什么造反，不就是皇帝要改革，端他快递小哥的饭碗吗。
但是高薪养廉也没用，不是哪个国家都是新加坡，新加坡的盘子小，招的都是家族ceo，他当然可以不贪。
最典型的是清朝，中期开始高薪养廉，但没几年全国贪腐成风，和珅甚至富可敌国。
所以高新养廉也有问题，关键是的制度得配套跟上，监督要到位，你不能一边高薪养廉，一边自欺欺人，放心官员一定会自律，然后高枕无忧睡大觉，结果还是贪。
如岐帝国这般干脆不管的也是罕见，不管不问这么多年，没把王朝搞垮。
除了岐帝国昏君少，其实皇帝也不敢昏，因为没实权，你钱花多了，下边的贪官污吏还瞎bb，因为你花的多了，他们分赃就少。
所以岐帝国的明君比例奇高，至少一半都是实干型皇帝。
再者，资本绑架政治也有一些好处，由于容易形成内部对外的扩张型共同利益，所以只要有利可图，内部的矛盾就能调和。当外部威胁大大于内部分歧，又会形成一致对外的局面。
多种因素作用之下，岐帝国能维持四百多年到现在，还真是奇迹。
九月二十九日，沈云卿、王柬先到扬州，汪晨贵与赵东庭均不在扬州，已经率兵赶赴海通对峙。
庒县民变后，汪晨贵反应倒是迅速，火速逃回扬州，一面向朝廷禀报，一面纠集兵马前去围剿，待等兵马赶到海通，朝廷的处理决定也下到了扬州和海通，要汪晨贵先稳住局面，不得擅自围剿。
于是现在是乱民包围了海通周城，汪晨贵纠集了五千多人在州城以西与乱民对峙。
岐帝国支撑到今天，其军队体系统起了很大作用。
岐帝国实行军事优先制度，财政也优先保障军队供应，财税进入国库之前，优先填满地方驻军和番军，再入国库，这就免去了兵部向户部催款，户部不给的局面。
当然，仅仅是正常预算，突发预算和战争开支让然得户部走账。
同时推行宋朝的移防和将领调动制度，让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但为避免将领和基层军官生疏和派系带来的指挥失调，这就不得不说岐帝国的武科举，太学生和禁军。
武科举每年选拔的进士和武卒太学生，一多半都从军中选拔，保证了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经过培养调往各地充任州兵和番军的中低层武官。
这一制度已经类似于现代的军事学院，和军官院校，很大程度上维系了军队的技能与经验传承，以及军队对政权体系的忠臣。
而禁军也不是金饭碗，禁军的员额优先每年吸纳番军老卒补充禁军后，禁军员额增加，增加的这些员额，一部分实行末尾淘汰制度，转入地方州和番军兵下层武官，一部分能力过硬的调往各地州县出任武官或武职文官，与随同一起调入的裁汰禁军，构成地方禁军派系，直接受到皇帝的辖制。
由此从制度上，保障了军队人才使用处于流动和最佳状态，加之最近一百年来经常对外开战，岐军的战斗素养极高，战斗力颇为凶悍。
地方上的军事机构始终高度灵敏，与大多数王朝晚期，军队失灵完全不同，稍微有风吹草动，岐军即刻出动扑灭，所以碰到这样的军事制度，也算是农民起义军倒霉。
你根本就没有巩固根据地，修生养息壮大实力的机会，随便来个一千人的旅帅，肚子里的坏主意都比你多，哪轮到你放肆。
但话说，军队这么强，怎么就没反叛，或者说没给腐化
要说一点没腐化，那是不可能的，任何时代肯定有腐败，或多或少而已。
之前说了，岐帝国的军队系统很特殊，尤其是禁军的末位淘汰和武科举，军事院校模式这两条。
禁军下到地方，但是俸禄却还在禁军体制内，同时禁军不光俸禄高，皇帝内司府每年有额外好处。所以禁军下放的官吏待遇其实高于同等级的文官。
另外再就是岐军实行功勋制度，禁军的荣誉性，在军卒眼里不亚于进士。
太学的太学生才三万多，禁军就七万，数量也是稀有的，所以禁军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预防了腐败。
其次是兵部系统受到宰相和皇帝的双重压制，历代宰相又都是态度暧昧，军队系统要翻天，制度层面不存在空间。
现在不置宰相，兵部头上的大山少了一座，但是多了户部和薛伯充这座大山，比宰相更危险，兵部要做点什么，在制度上和现实层面也没有空间余地。
所以有利一定有弊，关键仍在于变通和维系一个微妙的平衡。
扬州扑空，沈云卿、王柬火速转往海通去见汪晨贵、赵东庭，两日后抵达海通州城以西十五里。见到汪晨贵、赵东庭时，二人正在商量着怎么剿灭民变。
“王大人此来可有陛下圣旨”
“陛下圣旨没有，手谕有一封，汪大人请过目。”
王柬交出女帝手谕，随即与赵东庭说
“刑部郎中赵东庭，扬州司马付正瑞接旨。”
“臣领旨。”
圣旨和手谕性质上都是传达皇帝的政令和军事命令，不同在于手谕的执行力有商量的余地，圣旨没有商量的余地。
当然，现代行政体系，上级部门发文如果有不妥的地方，下级部门可以立即反应，并暂停执行新规。但在封建王朝，那是不行的，圣旨是金口玉言天下千钧，有旨不尊是为忤逆。
但手谕在政治层面的强度要弱一些，是皇帝与大臣间商量去办，根据实际情况，在大政策框架之下，灵活处理。此外手谕还有安抚和抬高大臣的作用。
汪晨贵好歹是一届节度使，又是怀王的得力干将，更重要的是，沈云卿高度怀疑女帝在江淮一定有参股，让汪晨贵在江淮任上，就是来掩盖真相，所以有些事情怀王那边会通消息，女帝这边也得关照，两相之下，汪晨贵才知道最大的底线在什么地方。
赵东庭由于办砸了差使，一道圣旨听参是履行正当程序。不过海通民变这么快，跟他不作为关系也很大，刑部一直在看风向，等着朝堂分出胜负，所以谁也不想得罪。
赵东庭下到地方自然就不怎么卖力，到处打圆场，做好好先生，任由着汪晨贵、虞童二人。陛下的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