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臣以为许太常方才所言‘办不动’，不仅不是他弛禁的理由，更是在包庇府县奸吏，纵容直省那些因循苟且的督抚守令！”这时又有一人出班奏道，乃是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只听他向道光上言道：“皇上有敬天爱民之德，可是为何如今天下之间，对朝廷依然多有怨言，不就是因为官吏因循，不肯认真办事吗？可每次百姓士人问起那些因循之辈，他们的回答就只有三个字：办不动！那许太常，您所言办不动，究竟是真办不动，还是在为那些直省的庸劣之辈找借口？！更何况臣认为，鸦片弛禁，是朝廷自惑是非之举，其弊有三，鸦片之禁乃是祖宗旧制，皇上毫无道理便即更改旧制，是在告诉天下，祖宗之法，没有任何理由就可以随意变更，此弊一也。弛禁小民而严禁官兵，是半禁半驰，一法两用，如此，朝廷又如何向天下人做出表率？此弊二也，国家征收钱粮、关税、盐课，是因为如此诸端，千百年来皆当征税，鸦片征税，道理何在？告诉天下百姓，朝廷可以毫无缘由的开征赋税吗？其弊三也。还有，许太常，方才许御史的问题您还没回答呢，若是鸦片果然弛禁，洋人执意以现银换鸦片，你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应对？！”
“若是洋人执意以银易货，也不是没有办法。弛禁之后，请皇上准各地百姓自行栽种罂粟、炼制鸦片，若是国内鸦片充足，那海内百姓，自然不会再去吸食洋人的鸦片，洋人鸦片卖不出去，或许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就不会再卖鸦片了。”许乃济向道光言道，只是他此言一出，也是全场大哗，许多卿贰重臣，纷纷闻之变色，即便是百官中立于最前列的阮元，心中也是一惊。如果许乃济弛禁之言果然得到施行，那就意味着，不仅自己在广州厉行禁烟之举彻底成为了无用功，就连自己在云南查禁罂粟的努力，也将一夜之间付诸东流，这样的结果，自己又如何能够认同？
果然，前排朝臣尚未出言，袁玉麟便即向道光言道：“皇上，许太常之言，臣以为乃是根绝天朝元气之举，绝不可行！皇上，百姓从来皆有逐利之心，若是果然连栽种罂粟都可以不加禁止，那百姓会怎么做？同一亩地，栽种罂粟的收入远高于米麦，那百姓只会把原先耕种米麦之地，悉数改为种植罂粟之场！如今生齿日繁，百姓困于生计者本就不少，若是再有许多百姓连粮食都不愿意种了，那十年、二十年后的粮价，要高到何等地步？！到时候，只怕百姓交困之下，便会揭竿而起，届时国朝将再无宁日！是以对罂粟栽种，若是不加严禁，便是自绝国本！更何况，若是越来越多的百姓吸食鸦片，那只怕官员兵丁之中，吸食之人也会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许太常以为还能禁绝官兵士子吸烟吗？那个时候，许太常是不是又要说，禁止官兵士子吸食鸦片这件事，朝廷办不动了，所以他们的禁令，也要一并废了呢？还有，若是果真依你许太常之言开禁，那一旦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皇上又想重申旧日禁令，那皇上，各位大人，你们觉得到了那个时候，重走回头路，还来得及吗？已经不可能了！许太常，若是弛禁之后，天下疲弊日甚一日，你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你敢在这里就立下保证，弛禁之后，果然就是利大于弊吗？！”
“皇上，臣以为许太常所言弛禁之言，究其根本，乃是亡国之论，绝不可行！”鸿胪寺卿黄爵滋也出班言道：“海外诸国，有受鸦片之害者，有不受鸦片之害者，其兴亡大端，一目了然。南洋之中，有一国名为咬留巴，该国之人，原本与世无争，可西洋红毛人来了咬留巴之后，便劝诱他们吸食鸦片，咬留巴人不知有异，便即吸食，结果二十年后，百姓尽数废弛，再无一战之力，红毛人当即发兵，旬日间便将咬留巴灭国，由此可见，鸦片泛滥，最终的结果就是亡国！但海外的日本国，臣听闻至今未受鸦片之害，此事也不难解，天朝鸦片大多来自英吉利，而日本从来就不许英吉利商人前往日本贸易！此外，虽偶有西洋人可以前往日本，日本也只让他们居住在长崎一港，不得随意进入内地，西洋人下船之后，就必须踩踏长崎港口的十字架，以示前来绝无传教之意。日本奉行此法百年，从无鸦片之祸，如此说来，朝廷应该怎么做，难道各位大人还不清楚吗？皇上，臣斗胆进言，此后对于英吉利，朝廷应当明示禁烟之令，不许英吉利再有走私鸦片的船只进入南海，若是英吉利不遵天朝令旨，那就是他们自取其咎，应当断绝一切同英吉利的贸易往来，彻底将他们逐出天朝！而许太常所言弛禁之法，臣以为，只会让咬留巴亡国之祸，重现于我大清朝啊！”
黄爵滋所言咬留巴，一名噶喇巴，从彼时地理图册来看，指的是清中叶就已经被荷兰占据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其实鸦片在清朝泛滥之前，爪哇就已经成了荷兰的殖民地，与贩卖鸦片似乎关系不大。但道光中叶，许多言事之人对鸦片泛滥愤恨不已，为了劝道光厉行禁烟，他们宁愿相信“咬留巴鸦片亡国”的故事真实存在，所以久而久之，这个故事竟然成了京城内外士子中一个最为常见的反面典型。一时间群臣听到鸦片亡国之事，也是议论不止，紧接着，便有越来越多支持黄爵滋的言官，开始出班奏对：
“皇上，臣以为许太常之议绝不可行，所谓利不百，不变法，许太常之言，大多是一厢情愿之辞，未必便能实收其利，而弛禁之害，却是显而易见，这样的变革之议，臣不敢认同。”另一位言官陈庆镛也上言道。
“皇上，许太常之言，说白了就是在包庇那些因循无为的贪官庸吏，在包庇那些纵容鸦片流入中原的奸商！”御史朱琦也上奏道光道：“鸦片之所以难禁，臣以为无非两件事，如今法度，臣看来仍是在宽纵那些走私鸦片之人，而天下直省，尤其是两广没有能臣，不能使法度雷厉风行。奸民眼看违法惩处不多，各府县吏员执法也不过应声依违，他们怎么会产生畏惧之心？更兼鸦片乃是巨利，他们自然会铤而走险，许太常不思治本之策，却反而声称弛禁有利，在上，视朝廷纲纪、天朝威仪为无物，在下，实为不恤百姓，唯求一己私利之法，如此弛禁之言，臣以为绝不可行！”
“皇上，臣听闻如今天下，一年外流的白银，有一千万两之多，就算按照许太常的说法，收取鸦片税，那又能收得多少？少说一年下来，不还是会有六七百万两白银流失吗？那许太常进言弛禁，又能有什么用呢？”给事中常大淳向道光言道。
“各位大人，若是弛禁之法不能行，那如今应对鸦片，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许乃济眼看这时朝堂之上，几乎所有站出来进言之人，都无一例外的选择了反对弛禁，反倒是支持自己之人，竟然一个都没有，心中不觉失望。但即便如此，许乃济却还是力持己见，向朱琦问道：“朱御史，按你之言，禁烟之事，只要把章程改得再严一些，换个雷厉风行的两广总督，这治本之侧，便即成了是吗？那我也想问朱御史一句，这二十年来，禁烟章程改了多少次，处绞的标准一再降低，可实际情况呢？有用吗？若是严刑峻法便即有用，那这二十年鸦片就算不能根绝，至少那些人也应该有所收敛才是，怎么会变成如今愈演愈烈之状呢？若是详论两广总督人选，那这二十年来，除了罢官遣戍的李鸿宾，朝廷用的哪一位两广总督，不是有为能臣呢？如今这个样子，不正好说明，以前的禁烟之法，其实……其实根本就没有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