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代科技水平，完全可以制造小型潜水器下到水底进行各种科考嘛，作为在内湖里，李凡找王伟硕去设计一个低等级的潜水器应该不是啥问题吧？
这个情况李凡也考虑过，一个农民都能造出来的潜水器，对Y大学来说，自己的校办工厂是完全能造出来的，问题是，潜水器到了水下是能看不能干，即便是配上超级灵活的机械臂机械手都不如直接用手去探查来的真实和有效，如果是去深海，李凡倒是给王伟硕下达了这个设计任务，同时，国内本身也有科研单位造过深海潜水器，那不是啥难题，而现在在云梦湖里搞探查就用不上，30多米深的水底根本用不上那样的潜水器，只不过是要在下潜的时候分阶段，回来的时候更是要预防减压病的发生，要缓缓的顺着放下的钢索慢慢的回来，那些去潜水员学校培训的都练过这个的，对这点李凡要求的非常严格，在船上还有一间不算大的减压舱，万一在下面干的时间太长，李凡就带着学生到减压舱里去“斗地主”。
“看来，在这潜水服上还得动动脑子啊，如果我们身穿的潜水服能够保暖，那就好了。”李凡看着手上的湿式潜水服心里又在动脑筋，不过他知道，短时间内怕是不行，边看是一个简单的潜水服，这里面涵盖的领域可是不少。
打捞船停靠在祖父曾经工作过的江城，在那里，专门租用了一个码头，与当地的文化部门也联系了，打捞上来一艘唐代的沉船，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件大事。
当地文化部门经过初步观看后就下达了建造一个简易停放馆，把当地一家已经动迁到郊区去的大型厂房稍作改造，这就成了唐代沉船的清理基地和未来的博物馆雏形了，Y大学也不为己甚，与当地文化部门联合成立了科考小组，他们将在冬季里，在厂房内将那条还算完整的沉船彻底的清理一遍，最后得出考古结论的时候，是要双方联合署名的，对此，李凡倒是无所谓，作为校方代表，他在联合议定书上签字，同时，带着自己的学生开始在沉船上“画方”，所有的泥土都要过筛子，要把船中可能存在的任何遗留物找出来，而当地文化部门也派出了专业考古人员参加，还负责把一些相关的地方志找出来对照，大家有条不紊的配合。
有付出就有回报，在清理工作进行到第三个月的时候，终于在泥土里找到了一枚印章，这是考古界最注重的文物，根据印章上的字迹辨识，系当年醴陵县印，质地是青铜铸造的，光是这枚县印，就足可以证明醴陵在唐代就设县治了。
一条沉船在水下浸泡了一千五百多年，难道说还能完好吗？这还真是可以的，如果时间再长久一些，那船木就有可能变成阴沉木了，这也是在水下的特殊环境下形成的，严格说起来，由于是浸泡在水里，许多可以令物质**的微生物其实是被隔离了，由于水的浸泡，金属在水中也很难锈蚀氧化，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沉在水底的战舰被打捞上来后，除去那些藤壶之类的附着物后，基本上可以保持原样的道理。还有一个原因，古代制作木船的时候使用的都是上好的实木，比如在安徽一带出水的宋代沉船，用的就是楠木，这样的木材在水下是可以保留很长时间的，当超过三千年后，就是阴沉木了，如果时间再长，有那么个几万年，那就成为木化石了。在云贵高原发现的许多木化石的形成基本上都是如此。
“这个印章的出现有些奇怪啊！按照隋唐官制，县印可是不随身携带的。”当地文化局的专家吕一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县印上缴制度是从明清开始的，难道说在唐代就有了这样的先例吗？我觉得这颗县印还要多方考证才行啊。”
“嗯，吕研究员说的有道理，不过我觉得吧，这可能与当时刚刚设县和当地尚处在荒蛮区域有关，我们都知道，这一带的发展和开发是在北宋以后，要不然，唐朝流放官员也不至于往这边送了，还记得柳宗元吗？他就是因为改制失败，得罪权贵，最后被贬到了永州，后来又贬到了柳州，而这条船沉没的时间比柳宗元被贬还要早上至少一百五十年，而那个时候，这里会不会因为天灾、疫情等发生社会变动？县令带着人到其它地方避难，能不携带着县印吗？”
“啊！这样说来还真是的，看来，我这史籍学的太呆板了，李教授的解释还是站得住脚的，只要查阅当时的一些县志或者府志，也许就可以对上号了。”
吕研究员这个弯转的还真是快，不能不说，李凡的解释似乎更合理，更有说服力，如果在船上再发现其它可以佐证的物品，他也就不会到时候被打脸了。
其实，吕研究员说的官印制度也是存在的，而且，到了明清两代还很严谨和复杂，当时管理下面官员的吏部可不单单是下个公文给个委任状那么简单，还要给新任官员颁发官职印信，而颁发的时候还有诸多的讲究，并不是签字就能领的。
按照清朝的官制规定，皇上和亲王等印信是玉质的，不管是玉玺也好还是随身的闲章、私章，都是用各类玉石雕刻的，如果某位官员把自己的私章用玉石雕刻，对不起，搞不好就要被参，那是逾制！所以，到了雍正年间的时候，一些官员就用寿山石、田黄石之类治印，谁想参就参好了，我用的石头，这就是弄瓦和弄玉的差别，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文人治印用寿山石、田黄石的越来越多了，弄到后来，那个爱玩爱奢侈的乾隆也喜欢用田黄石治印，他一生前前后后给自己弄出了近千枚各类印章，当然，这都不算是正式的玉玺，不过是给乾隆平时玩的。
在那个年代，文人搞出来的印章也不是在正式公文上用的，多用于书画往来上的落款，在格式上也特别规避正式官印上常用的“九叠篆”，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吴昌硕等金石大家组成的西冷印社很少用九叠篆体治印的原因，直到后来，清朝灭亡民国建立，才有少数作品使用九叠篆体治印，至今，能熟练使用九叠篆的治印大师也不算多，一来是九叠篆体很难认，二来是过于呆板，很难创新。
如果说谁拿着一幅清代早期的书画来给你看，那上面的盖印有用九叠篆的，那肯定是假的，除非那上面的盖印是宫里的官印，否则，在那年代是不可能有谁胆敢用九叠篆来给自己治印的，即便是皇帝的闲章、书章等也是不用九叠篆体。
按照清代官制，内阁六部，大将军，翰林院、理藩院等衙门使用的印信用银制作，其余地方官吏衙门使用的就是铜印，而屑末小吏们用的材料就是木头的。
在清代，官印是一任性使用，这是个啥意思呢？当某某人被委任某个县令，于是，伴随公文签发的还有一颗由吏部制印局铸造的铜印，铜印上是满汉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