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宋代司法审判制度的法文化流布
《包公案》中所记述的百则案例故事，流传久远，民间口口相传与文人改编润色交相融合，可谓宋代社会民情的万花筒。从这些破案故事中，不仅可以看到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包青天”形象，而且更从中可见包公如何对待每一个棘手、复杂的冤案，如何严谨、机智、负责“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态度。另外，从文本分析的视角，我们还可以从这些文学作品中解析出宋代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以及社会大众对法律的认知和普及程度。
一、折射了宋代司法制度和法律适用状况
难能可贵的是，《包公案》中的每一案例都较为详尽地铺陈了案情及破案的全过程，而且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告诉、侦查、庭审、质对、审判等具体流程，更可管窥诉状和判词的格式。这为今天我们剖析宋（明）代司法制度、诉讼制度、审判状况等提供了宝贵的参鉴。
譬如，第九十六则《扮戏》中，于庆塘状告杨善甫拐走儿媳刘仙英的诉状称：
“告为灭法奸拐事：婚姻万古大纲，法制一王令典。枭豪杨善甫盖都喇虎，猛气横飞，恃猗顿丘山之富，济林甫鬼蜮之奸。欺男雏懦，稔奸少妇刘仙英，贪淫不已。本月日三更时分，拐串奔隐远方，盗房赀一洗。痛身有媳如无媳，男有妻而无妻。恶妾如林如云，今又忽奸忽拐，地方不啻溱洧，风俗何殊郑卫？
上告。”
包公接状差人捉拿了被告杨善甫。杨善甫承认了与刘仙英的奸情，但拒不承认自己奸拐。所以也写了诉状：
“诉为捕风捉影谁凭谁据事：风马牛自不相及，秦越人岂得相关。浇俗靡靡，私交扰扰。庆媳仙英苟合贪欲，通情甚多。今月某夜，不知何人潜拐密藏，踪迹难觅。庆执仇谁为证佐？竟平白陷身无辜。且恶造指鹿为马之奸，捏画蛇添足之状。教猱升木，架空告害。台不劈冤，必遭栽陷。
上诉。”
分析上述首告状与上诉状格式，可以发现，二者有大体一致的规范。一是点出诉状的事态缘由，如“告为灭法奸拐事”“诉为捕风捉影谁凭谁据事”。二是简明扼要地描述案情事由经过，主要是相对客观的事实陈述。三是诉状注重文辞感染性的铺陈渲染，以期引发同情和官府重视。
与诉状呈现相对应的是，每个案例故事，都有相对完整的判词文本记录。由此，也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断罪如法”“断罪引律令格式”等的卷宗标本。如第四则《咬舌扣喉》包公判道：
“审得朱弘史，宦门辱子，黉序禽徒。当年与如芳相善，因庆新房，包藏淫欲。瞰夫被掳，于四年六月初八夜，藏入卧房，探听陈氏洗浴，恣意强奸，畏喊扣咽绝命。含舍诉冤于梦寐，飞霜落怨于台前。年月既侔，招详亦合。合拟大辟之诛，难逃枭首之律。其茂七、春香，填命虽谓无事，然私谋密策，终成祸胎，亦合发遣问流，以振风化。”
上述判词交待了案情各涉案人，又简要详实地叙述了案情原委经过，最后是按律判处，如“合拟大辟之诛，难逃枭首之律”“亦合发遣问流”。“合”字非常贴切地佐证了《宋刑统》断案依律令的要求。
二、折射了宋代官吏的基本法律素养状况
应当说，百则故事中有不少案件的初审知县敷衍草率，推理不详、心证不密，未按《宋刑统》所要求的“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覆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甚至有受贿、受财等，导致不少冤案，要等到包公巡行才得以平反昭雪。这从一个方面折射出当时的宋代，的确存在着因地方官吏草率办案、粗暴用刑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事实。而对于玩忽职守、造成冤案的，朝廷的态度倒是比较严厉、明确，一经发现总要追究责任。如第六十四则《聿姓走东边》中，曹都宪用严刑拷打获得口供，造成冤案。等包公巡行发现纠正后，奏达朝廷，宋仁宗下旨：“原问狱官曹都宪并吏司决断不明，诬服冤枉，皆罢职为民。”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地方官吏能做到不轻信口供、不滥用拷讯手段，宁可列为“疑案”，上告或申报给上司，等包公巡察时再次复审，最终得到昭雪。如第七则《葛叶飘来》、第三十三则《乳臭不雕》、第三十四则《妓饰无异》等，都是有了口供承招，但事理逻辑有异，地方官也疑之，“暂时监系狱中，连年不决”，只等巡行复审。说明有的地方官吏，还是能秉持基本的法律精神，坚持自己的“疑罪”心证，体现出一定的职业素养和公正求实的职官态度。
从百则故事中可以发现，包公以及其他地方官吏审案，总体上除必须获取当事人、嫌疑人自己的口供证词之外，也还是重视物证、人证等其他相关证据链的。例如，如第六十四则《聿姓走东边》中，曹都宪轻信了好讼之人周氏之兄的诬告，“用严刑拷打，张汉终不肯诬服。曹令都官根究妇人首级。都官着人到岭上寻觅首级不得，便密地开一妇人坟墓，取出尸断其首级回报。曹再审勘，张汉如何肯招，受不过严刑，只得诬服，认做谋杀之情，监系狱中候决”。这里，曹都宪用了严刑，又听信了诬告，但面对主要涉案人张汉始终不肯诬服承招的情况，他也不得不要求找到具体物证，即妇人的首级。可见，物证的意识哪怕在昏官那也还是有的。
三、折射宋代民众的诉讼态度和法文化的普遍认知
相较明代，宋代的兴讼、好讼之风还没有后世那么盛行，讼师作为一个群体，也还没有那么发达。
一则在《宋刑统》中还没有专条单列，而在《大明律》卷第二十二“刑律五”之“诉讼”中即有“教唆词讼”条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若受雇诬告人者，与自诬告同。”
二则在《包公案》的百则故事中，出现讼师、好讼、聚讼的情节还相对较少，不像明代“三言二拍”故事以及清代《蓝公案》故事中那样比比皆是。但通过《包公案》也可以发现，在宋代，“好讼之人之事”开始有了苗头。如第六十四则《聿姓走东边》中，就是张汉妻子周氏探亲返家，在野外树林中失踪。周氏“其兄周立极是个好讼之人，即扭张汉赴告曹都宪，皆称张汉欲奸，嫂氏不从，恐回说知，故杀之以灭口”，结果造成一则冤案。
从百则故事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刑事案例，主要集中在男女私情、婚姻变故、贪财起意、生意往来等引起的谋杀案上。民众能第一时间到官府报案，而官府官吏也能第一时间受理。由于此百则案例，又主要突出的是冤案，从中可见普通百姓对朝廷、包公的巡察制度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