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状词善恶两分，案情瞬间翻转
接上节，刘乐户正打得高兴，不想身后忽然有人问话。回头一看，是一个寒儒老学究，原来正是微服私访的毛公。
小说写道：“列公，明季最重斯文，但凡举人、秀才，到处有体面。刘清不敢轻视，遂拱了拱手，口呼：‘相公，小人难以详细言之。问她便知详细。’”这一段描写，突出表明当时监生、秀才、举人等但凡有点功名的人，在社会上都有地位。
毛公问了杨氏为何被打的前后原委，不觉心中大怒，心想先规劝刘清、王婆子，如不听良言再一齐拿他们治罪不迟。于是劝刘清说道：“为何做这伤风败化、买良为娼损德之事？天理昭彰，神天不佑，一朝败露，犯法按律定罪，生死在眼前。做此恶事，离人骨肉，唯恐近报自身，远报儿女。依我看，不如弃邪归正，大小做一经营买卖，强如娼门，被人轻贱，不如人类。你再思再想我这良言。”
一席话将刘清和王婆子都说动了，只是顾虑已经花费了三百两银。毛公借机又劝说：“你若真改恶迁善，我倒有一个主意。待学生替你们写一张呈状，到州衙去告姚庚私卖弟妇。按律定罪，姚庚难逃法网。我学生保管判案定将原银追回。你一则替杨氏报了仇；二则显出你之大义；三则你的阴功倍大，非同小可。上苍必然佑你昌大。”王婆也受到感染，在旁接言：“刘大爷，你若肯替杨氏鸣冤，老身就做个硬干证。”剧情到此来了一个大反转。
毛公遂写了状词递给杨氏：“你们速往州衙去告。我也同你们前去，在州衙外听听州官怎样断法。”
我们来看看毛公的状子是怎么写的：
“具状民妇姚杨氏，祖居涿州良乡县姚家庄。为伯兄势恶盗卖弟妇事，恳恩传究，以儆刁顽。
窃氏夫姚义，伯兄姚庚，亲胞兄弟，遵父命分居各炊。
氏夫出外贸易。不料夫兄姚庚暗生不良之心，暗写假信一封，内言氏夫病在旅店，令姚庚同氏前往接氏夫回家。氏婆媳信以为实，遂同夫兄前去。孰料夫兄姚庚暗起不良之心，行同禽兽，将氏卖与南京乐户刘清之手。氏不允从，被鞭毒打。是氏苦苦哀告，刘清方回心转意，遂领氏并王媒婆前来控告氏之夫兄姚庚，传究科其罪名，宜追还氏之身价银三百两。氏含冤负屈，不得不叩乞正堂太爷恩准传究，实为德便。
上呈。”
品析：
这张状子将杨氏自己的籍贯、亲属关系、案情缘起变故交代得简洁明了，案情重点突出，即夫兄姚庚暗起不良之心，将自己卖给乐户（即娼家）。同时，也捎带点了乐户刘清鞭打自己，后来幡然醒悟的经过。而对直接设计拐卖的王媒婆则没有点出恶行，主要是为了让刘清和王媒婆做干证指认姚庚的罪行。状子要求明确，就是“传究科其罪名”。其中，还特别提到“亲胞兄弟，遵父命分居各炊”的表述。在封建社会，没有家长之命，是不能擅自分家各居的。《大明律》卷第四“户律一”之“户役”条中即有“别籍异财”款规定：“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当然，其司法解释中也注明了，“须祖父母、父母亲告乃坐”。不告则官不究。
一行人赶到涿州，来到州衙门前，正赶上放告（即定期挂牌准予告状的日子）。王婆搀扶着杨氏同到公堂前跪倒，双手举呈状子，口称冤枉。知州刘子云遂接下杨氏的诉状，阅后不觉大怒道：“姚庚凶徒太恶，无理之极。”当即发传票，差衙役张龙、李虎前去拘拿姚庚当堂对质。吩咐杨氏、王氏在班房候审对词。
张龙、李虎私下找到姚庚，告知他杨氏告其私自卖她为娼，王婆见证，买主是刘清。姚庚大惊。两人借机给姚庚出主意，说他们可以私下在州衙上下打点。“我们太爷拿个错，把杨氏、王婆、刘乐户一同治死，一则保你无事，二则泄你之恨，三则也显一显我弟兄的手眼。此乃是两全其美事，不知姚大爷意下如何？”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到明代嘉靖时，官府刑狱中的黑暗。两个衙役可谓明目张胆，直言不讳。而且从言语中也可以推论出，以往他们行事，也是把知州老爷拉下水的，所以敢出主意、打保票。姚庚问他们上下打点要多少银两。两衙役说：“官府跟前须得三百银，少了难以讲话。其余门子、管事的、书办等项内外使用，也得三百两。”两衙役基本将要疏通关系的环节都点到了，官府老爷单要三百两，其他人如门子、管事、书办，合起来三百两。
结果刘知州收了银子，把一桩事实清白的案件颠倒黑白，非说是杨氏与刘清私通后私逃，反诬告姚庚。于是对杨氏动刑。众皂役“赶奔近前，把拶子套在杨素婵十指上。刘知州把惊堂木一拍，吩咐一声：‘收！’两旁皂役一收绳”，杨氏昏迷过去。
王婆在一旁，心中不忍，仗义执言说出实话：“太爷，那姚庚私卖弟妇是实，身价三百两，有他亲笔文约，现在刘清手内。刘清一时发了善心，才来太爷台前控告。太爷想情，哪有私逃反来投案告状之理？”面对如此确凿证言，刘知州根本不为所动。反而“将王婆拶起。王婆年纪已老，受刑不过，昏过去了”。
之后又斥责刘清，与杨氏通奸，伤风败化，串通合谋，妄告讹诈姚庚。“本州若不给你一个厉害，大约也不肯实招。”遂吩咐两旁用夹棍对刘清用刑。“众皂役一声答应，近前把刘清鞋袜扒下，以麻辫匝头，脚腕套上三根无情木，知州吩咐：‘收！’两边皂役一拢，刘清只疼得死去活来。”
小说详细描写了大堂上行刑的细节与过程，说明作者对明代的刑狱制度较为熟稔。上述三次行刑，也说明知州徇私枉法、动辄行刑、滥造冤狱的恶劣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杨氏一看王婆、刘清也受了刑，已明白知州必贪姚庚之赃。为不连累他人，自己只得屈招。“刘知州见杨氏屈招，暗喜，遂画了供，吩咐禁卒：‘将她本人收监下狱，姚庚释放回家候传’”这里点明了明代司法中对案件审断完毕后，被告的处理方式：释放回家，但又要随时准备“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