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海最近几年一直很倒霉。想当初，他也是那个小山村飞出的金凤凰，他是村里的第二个大学生。严格来说，他应该是第一个大学生，因为他是大专，而第一个只是上过高中后考了个中专。村里的人是不知道去区别的，只知道上过高中，又考上学的，都是大学生。当然了，他上的也不是什么好大学，就是当地地级市一个理工科的大专院校，这个市还有一所大专的师范院校，其余就是各种专业的中专学校，比如水利学校，公安干校，师范学校等等，后来都合并到那两所大专院校了。当然，当初的那两所大专院校不久就升为本科了。现在都是二本院校，还设立了三本的学院等。
刘玉海上大学的时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学还没有开始大规模招生，收费也是很便宜的。即便如此，刘玉海也常常是食不果腹，特别是到了快要放假的时候，他往往提前就把钱花完了。于是就有了那么一句话：五块钱怎么过一周……我来教你。他那个时候，往往离放假还有一周的时候，就只剩下五毛钱，那个时候，可以买两个烧饼。
每当想起那个时候的故事，刘玉海就想起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你们发明了AA制，我发明了AAB制，你们AA，我舔个B脸去。确实，他就是靠去伙计那儿蹭饭蹭到放假的。其实，也不是父母给他的钱就不够花，而是他没有计划，又喜欢和朋友们在一块儿聚，所以往往就花超了。以致多年以后刘玉海回想起来，都觉得大学生活是他最快乐的时光——如果有足够的钱的话，他宁愿上一辈子大学。
谁问他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他都是说大学时光，最后会略带遗憾的说一句，如果不是那么缺钱的话。大学的时光真是太美好了，从高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他们，呼吸着大学里自由的空气，听着老师给他们讲哲学对于人生的意义，刘玉海觉得头顶的那片天明朗起来了。
乐极生悲，由于没有好好学习，大一上学期，刘玉海就弄了一门高数不及格。当时，他们的口号还是“六十分万岁，六十一分白费，宁可没人格，不可不及格。考试不作弊，来年当学弟，”等那些年大学生的口号。其实他们毕业的时候，已经不包分配了，而是双向选择。后来刘玉海想起来，那就是包分配到不分配的一种过渡，因为在他参加工作六七年后，整个行政事业单位是凡进必考，再也没有了分配一说。
看到不及格，刘玉海吓了一跳，赶紧查了一下学校的《大学生守则》，一看上面明确规定：七次考试不及格或者六门考试不及格，将作留级处理。刘玉海心想，还有五门呢，没事儿。
第二学期开学后第一个周末，他和同学约好去省城的大学找高中的同学玩，顺便也去省城逛逛。周五下午，他和学校的老乡们交待了一声，就和师范学校的同学邓晓强，一块儿往省城去找同学玩。
当时应该是寒假刚过，刘玉海他们还买了半价的学生票，是一趟慢车。后来刘玉海曾经说道，那趟慢车真慢，单凡是一个小站，他都要停几分钟，单凡其他车辆过来，他都要靠站等着别的车先走。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路程，这趟慢车在路上哐当了五个多小时。他们在省城火车站下车后，按照同学告诉的路线，又坐了两趟公交车，一直到九点多，才到了同学的那个学校。终于见到同学了，那个亲切啊，他们在学校门口的小饭店吃了一碗面。那一碗面的香味，永远留在了刘玉海的记忆中，以致多年以后，他都还去找过那个小饭店，可惜那一片早已拆迁，没有了一点当时的印象。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刘玉海辗转接到大学同学的口信，说是下午高数补考，他一听头都大了。现在赶回去也来不及了啊，路上也得好几个小时。他赶紧给市里面的大学同学打电话，让找一个人去替他补考，他回不去了。同学问他：“那要是查出来怎么办。”
“那没办法，你尽管去。”刘玉海说道。
回又回不去，既然来了，那就开心地玩吧。他和邓晓强就在省城的几个高校痛快的玩了两天。反正同学们都上大学了，见了也格外亲，晚上住在学生宿舍，白天去一些有名气的景点转转，当然。他们都是去免费的景点。
周一上午，刘玉海回到了学校。到学校才知道，补考时同学去替他了，但是老师发现了，又记他一次不及格。一门课弄了两次不及格，刘玉海心里懊悔不已。只有痛下决心，努力学习吧。
从第二学期开始，刘玉海上课认真多了，平时也不敢到处乱跑了。到大一期末，不说成绩有多好，他算是都及格了。
终于熬到了放暑假，刘玉海和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准备在这个城市打工。刚开始，他和另外一个同学联系了校办工厂送酸奶的活儿。他们大学有个校办工厂，制新鲜酸奶，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酸奶品牌，他们制造的瓶装酸奶保质期七天。
每天清晨七点多，刘玉海和另一个同学张利兵就出发了，他们骑着厂里提供的人力三轮车。沿街推销他们校办工厂生产的“玫瑰”牌酸奶，每卖一瓶酸奶，能挣两毛钱。他们主要是沿着大街，向那些在大街上摆着冰柜卖冷饮雪糕的摊主推销。每个摊主问问人家要不要，给人家放几瓶，然后下午再去取瓶子，他们给摊主的统一售价是1.1元，这也是学校给他们定的价格。
正是暑假，在这个九朝古都，刘玉海每天辛苦的登着三轮，每到一个摊店前，他都“大爷，大妈”的叫着，希冀能给他多卖几瓶。可惜那个时候的行情真是不好，固定的大客户是工厂里统一机动车配送的，他们这就是给街上小摊点零售用的，所以生意一直很惨淡。
每天登着三轮，在太阳底下暴晒，刘玉海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农村的孩子不怕吃苦，可是不能不挣钱啊，他告诉妈妈在城里打工了，怎么着也得养活自己吧。谁知一天就卖十几瓶，有时候一天才卖几瓶，勉强够得上吃饭。干了二十几天，已经到七月底了，没挣到什么钱，刘玉海就决定不干了。
在闷热的公共车里坐了两个半小时，刘玉海回到了他梦牵魂萦的故乡，林漳县西河乡的一个小山村。父亲出去打工了，母亲和弟弟在家。
看见儿子回来了，薛翠花没有一丝喜悦，玉海上大学了，玉山也上初中了。两个孩子都花钱，就靠他爸爸一个人在工地打工挣钱，生活的重压，让翠花每天都在为生计发愁。
孩子们学习好，收获的是名气，花费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财富。九十年代开始，林漳县的男劳力，大部分都去外面城市里当建筑工人，当地人叫“搞副业”。在村里一般十六七岁初中毕业的男生就都出去打工了，干两年小工后，到刘玉海这二十来岁的年纪，都已经成匠人了，每年都能给家里挣一万多块钱。这还说的是大多数的普通人，有脑子的，出去早的，胆子大的，都早就成了包工头，一年挣几十万的都有。脑筋灵活，学习能力强的，也在工地上当上了技术员或者管理人员，一年也能挣个好几万。
孩子能考上大学，薛翠花是打心眼里高兴。可是，上学不能挣钱还一直往外花钱，眼看二孩子玉山也学习非常好，翠花心里就矛盾的不行。既盼孩子们学习好将来有出息，又觉得生活压力太大了，在村里处处比不上人。
这不，听说玉海暑假在外打工不回来，翠花心里就高兴，挣钱不挣钱吧，至少不花家里的钱。一放假，翠花就让玉山和她一块儿去地里干活。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头顶，刚上初中的玉山就这样每天和妈妈去地里劳作。
下雨之后，就钻进玉米地里给玉米施肥，这时候，玉米叶子往往划得玉山胳膊腿上一道道的红印，汗水浸湿后，火辣辣的疼。到红薯地，翻红薯秧。早晨，太阳还没出来，就赶着牛上山去放牛。有时候，把牛赶到了山上，玉山都会在树下的草丛里睡着，因为起得太早了。这些，也曾经都是玉海干过的。
不是翠花不心疼孩子，在翠花心中，只有吃得了苦的孩子，才能有机会享受生活的甜。多年以后，玉海和玉山两兄弟想起少年时的经历，一致认为是母亲的苦难教育成就了他们成功的人生，让他们在困难面前永不退缩，在面临绝境时永不认输。所以，才有了他们人生的辉煌。
刘玉海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把她安排到村里工地上了。村里正在集资建学校，是门口的邻居包下了这个工程。男人都外出打工了，工地上都是妇女。翠花给人家包工头说了一下，就让刘玉海去了工地当小工了，一天12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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