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隆庆三年秋离京，到隆庆六年六月返京，沈默已经阔别这座京城将近三年了。这三年里，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有好有坏，或深或浅、或近或远的影响着帝国的命运，“
先说好的方面”有人说大明朝最大的幸运，不走出了沈默、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治世名臣，而是拥有一位隆庆皇帝。但这个观点并不被大众接受”事实上，这位总是以好sè、懒惰，以及各种行事荒唐而出名的皇帝”几乎从不在大明的政坛搅风搅雨，甚至一年到头不接见大臣”也没有任何旨意，悄无声息的，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然而，他却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皇帝，不管是大智若愚也好，还是真懒得无可救药也罢，他都把自己摆在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一本朝立国至今，经过二百年来一系列主动和被动的演化发展，其政治体制和思想道〗德，已经变得非常特殊”不同于之前任何朝代，也不同于国初现在”国家的治理已经逐渐由文官阶层来完成，皇帝在行政管理上的权责越来越少，逐渐成为一个大臣用来争取立法的工具和道〗德象征。
直白点说就是，当大臣们意见一致的时候，皇帝就可以一边凉快去了，大家这个时候最不喜欢皇帝出来干预任何事，如果哪个皇帝偏要指手划脚”就会被大臣们群起而攻之，指责为暴君：而当大臣们有意见分歧的时候，皇帝就被请出来，做最后的裁决人，大家这个时候最希望皇帝出来为他们撑腰。否则有被骂为懒惰的昏君的危险。同时，大家还要求皇帝要做道〗德的典范，孝”仁礼信”勤，义缺一不可，否则也有被骂为昏君或者暴君的危险当然，这最后一条的要求有些高”也许只有孝宗皇帝勉强算得上，所以孝宗也被后世的臣子奉为明君典范，一旦觉着皇帝哪里做得不对了”便会说“如果孝宗皇帝在，一定不会这样而是怎样怎样。，和孝宗比的话，隆庆皇帝肯定跟最后一条沾不上边，好在那是个人修养方面的，只关大臣的精神世界，却无碍国事。但在其余方面”他却要比孝宗还符合臣子心中的明君形象他比孝宗还要配合大臣们的要求”绝对不去干预大臣们做事情，因为他知道，论吏治自己比不了高师傅、论军事自己比不了沈师傅论财政自己比不了张师傅内阁和各部院已经可以把事情做的很好，就算离了自己也照样转。事实上”似乎人家也从没指望过自己”那干嘛还要为了那无谓的存在感，而事必亲躬呢累着自己还给大臣们添乱，标准的吃力不讨好。
纵观千年以来，估计隆庆一朝是最接近古人追求的，圣天子垂拱而治，的时代。所以有人说，隆庆皇帝只是运气好”赶上大明朝人品爆发”一下子涌现出高拱、沈默、张居正、杨博、王崇古、戚继光、李成粱、潘季驯、海瑞、朱衡等数不清的优秀人才，群星的闪耀使大明在皇帝不理政事的情况下依然相当健康的在前行。这种说法本身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理论基础上、所谓九州万邦系于一人之身，好像皇帝不出力”国家就治理不好一样。事实上，如果隆庆皇帝像沈默原本那个时代中的满清皇帝那样事必亲躬，大臣们只有御前听旨、奉旨办事的份，怎么可能有这些人才发挥的空间也就没有这么多的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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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隆庆皇帝能对他信任的大臣不疑不猜不设障碍，能让他们放手办事，给予他们持久稳定的倚重才能为他的辅臣们有能有为地展布”提供出最理想的舞台。
在隆庆登极之初所面对的其实是经过正、嘉两朝长期乱政以后，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形势动dàng已极，动乱因素潜滋暗长，且多已表面化。当时，河南、湖广、山东、直隶等地”均连年大饥”甚至发生饥民卖儿女、易妻而食的人间惨剧。究其原因”除了天灾之外”更多的是人祸，实由于朝廷上下，大小各级衙门”由一些只知贪婪固宠、桀骜不驯的官棍当道。这些人久厕官场、利yu熏心，擅长于逢迎钻营”素不以民瘼在心，既不畏公议，又不知廉耻”但以本人的宦况和财运作为处人办事的权衡。
官府操之于这样一群官棍之手，自然会搜刮过甚、官贪吏墨，作威作福、殃害庶民。堂皇法司，不过是金钱与权势的特种交易场所，是维护权门豪户既得利益的暴力机关，整套国家机器似一架绞肉机，以人民的骨血为唯一原料。亦因此，社会上的贫富分化悬殊，土地兼并严重”赋役负担严重不均。更加以胡虏寇掠，边方警报频传，真可谓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大明朝的天下摇摇yu坠，大有崩解之兆。
如果一切不变，或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维持下去，隆庆朝的时局必将更趋恶化，全面xing的危机必将大爆发。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此国势危殆、民生多艰之时，总有些志图挽回世运，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愿意献身以任天下之重的救世之才横空出世。本朝最杰出的代表，当属高拱、沈默、张居正。他们虽然观点立场不一”方法策略不同，但在敢于正视忧危”勤于分析形势，勇于提出并贯彻执行，草弊趋利以扶危振顽的对策，热切企望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以谋取政权的新生和民生的改善，则是一致的。他们坚信，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功”认为必须不墨守“祖宗成法”必须突破传统观念和体制规章的框架，必须务实而有针对xing进行大兴大改，有因有循、有草有化，才可能使国家摆脱困境，重新开拓出发展的道路。
所以从隆庆二年开始，由于殷切的社会需求和主观条件的具备”大明朝便轰轰烈烈展开了一场由上而下，遍及全国，包括纠转政风，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改革人事制度和赋税制度、加强边防、兴修水利、实施海运诸方面的重大改草运〗动。正如改草的主持人”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高拱的xing格一样，这场改草也是一开始便轰轰烈烈，势不可挡，几乎转眼之间，便遍布全国，内外开huā，真真切切的推动了历史那沉重而凝滞的脚步
首先，在高拱的主持下，大力刷新了吏治，将选官任官制度化、透明化”将对官员的考察日常化、规范化，对于不合格的官员全数裁汰，对于犯法的官员毫不留情，不许庸碌贪婪者滥竽充数，浑噩官场：强调严功罪以定迁黜，提倡以实心行实政，办实事。不以科甲等级名次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而是根据政绩才能破格选用。
自隆庆二年起至今，高拱年年考察官员，裁汰不合格官员近千名，惩处贪墨腐败之辈更是不计其数，使自正德以来，日益败坏、似乎无可救药的吏治大为扭转。在他的破格提拔下”大批年轻有为、出身低微的官员走上前台，这些人才能卓著、渴望立功，给大明朝这具僵化腐朽的躯体”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官府行政效率大为提高，对百姓的盘录戕害大大减小。重塑了朝廷的形象，树立了内阁的权威，为其它各项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