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茶树的故乡，中国是野生茶树发现最早、最多的国家。
茶，始于神农时代，与中华文化相伴已走过数千年的历史长河；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糅合了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中国茶为地球人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茶茶祖是神农，神农也是世界茶的茶祖。中国茶传播到世界各地，增进健康，增进快乐，增进身心和谐，为健康理念和禅茶文化增添了无限魅力。
中国何时开始饮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唐以前饮茶，陆羽《茶经》卷下《六茶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但多非史实。纵是史实，非加申述，亦不易明。《茶经》云:神农《食经》“茶茗久服，有力悦志”(刘源长《茶史》卷一)。陆羽《茶经》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然《食经》为伪书，尽人皆知，不足为据。
《尔雅》有“苦荼”之句，世以《尔雅》为周公时作品，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不知《尔雅》非作于周公。不足为饮茶起始之证。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谓“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食脱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以为饮茶(即茗)始于春秋时代。然《晏子春秋》亦非齐晏婴所作，根本难以成立。且万蔚亭辑《困学纪闻集证》卷八下云:“(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作三弋五卯苔菜，考《御览》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载人茗事中……”虽作茗，然既言茗茶，恐非茗饮之茗。
故茗饮之事不见于经。世又以诗之“谁为茶苦”，为饮茶之证，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非“荼苦”之茶，不能张冠李戴。似此春秋战国恐无饮茶之风，故《周礼·天官·家宰第一》言浆人供王之六饮，一曰水，二日浆，三曰醴，四曰凉，五曰医，六曰酉1。尚未见饮茶。
自汉以后，饮茶之记载，时有所闻，三国时吴孙皓每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韦曜不过两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以时茶茗，恐已为招待宾客之用，不然，宴会中，何以有茶?晋张华尝谓“饮真茶，令人少眠”(张华《博物志》)，是晋亦有饮茶之风，所以茶茗之起，由来已久，宋裴汉《茶述》谓:“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宋朝)。”固误。
《洛阳伽蓝记》谓饮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尤误。所谓饮茶之风，开始于汉魏则可，盛行于汉魏则不可，因南北朝时，此风尚未普遍，何论于汉魏，关此《茶史杂录》引逸事两则如下:
齐王萧初入魏，不食羊肉酥浆，常饭鲜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萧一饮一斗，号为漏卮，后与高祖会食羊肉酪粥，高祖怪问之，对日，羊是陆畜之宗，鱼是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号茗饮为酪奴，他日彭成王掘献谓萧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荼莒之餐(即鱼)亦有酪奴。”
萧正德归降时，元义欲为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其意，答日:下官生于水乡，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坐客大笑。
由前之说，北朝后魏京师士子，见齐王萧饮茶，引为怪异，号为漏卮;由后之说，尤养特欲为萧正德备茶，则一为少见多怪，一非家常用品，最少足以证明其非普通用物，不然，亦非北朝鲜卑族用物，此时饮茶，恐限于某地，行于某阶级，实非普及民众，故只能谓为饮茶之开始时期。而饮茶风气之兴，始于唐代。唐代民众喝茶成癖。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这世。”乃以今之茶为荼。自唐以来，茶以清头目，上下好之，庶民日饮数碗，确成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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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茶盖起于汉人，尤其是南方汉人，北人饮之，殆在其后，外蕃有此物，尤为晚焉。前引《封氏闻见记》谓“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可为南北嗜好先后不同之证，因而外蕃饮茶，必在北人之后。同书又谓:“(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知以茶与外蕃易马，不始于宋，实始于唐，亦可见中国茶叶输人外蕃，开始于唐。外蕃嗜好中国之茶盖亦有故。
《宋史·职官志》云:“(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而病于难得，专以蜀易上乘。”
《明史·食货志》谓:“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与此正同。而陆游《南唐书》提及:契丹虽通商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叶珠贝而已。确系实情。北蕃好食肉，必饮茶，因茶可清肉之浓味。今蒙古人好饮茶，可为例证，不饮茶，多困于病，无怪其常以名马与汉人易茶也。唐宋者名之团茶，蕃人尤嗜之，常以重价买之，宋张舜民《画漫录》云:“熙宁中苏子容使辽姚鳞为副，曰:‘盖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俦敢与北人，未几有贵公子使辽，广贮团茶，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
似此唐代之回鹊，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国之藏古，食肉饮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对于挑河西宁一带之西蕃，皆以茶马为羁摩。
明代对于茶之贸易，虽不行专制，但禁止私茶出境，犯者斩，并立茶马司，以便与西蕃交茶易马。同时，又于产茶之地，十株取一，无主茶树，十分取八，其对于茶之需要，可为尽心而为之，而要不外为“制服西戎之术”。由此可知，中国茶叶传于外蕃，一方面因由于外蕃生活上之要求，他方面亦由于中国无力平蕃，或需要外蕃马，不得不投其所好，用茶与之交易或为之羁摩。故茶自唐课税之后，对内既为国库所关，对外复为安危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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