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次旅行我竭尽所能地讲述，之后，初进费城的情况我同样会详尽描述。这样，你就会明白我这一生在费城狼狈的开端与日后在这里的飞黄腾达形成了怎样一种强烈的对比。由于我的日常用品要经海路运来，所以现在只能穿着一身工作服。经过了一路的艰辛，我已经是衣衫褴褛，浑身上下污渍斑斑，旅行袋中装的全是衬衣和袜子，身边没有熟人，更不知该去何处安身。多日来的旅行让我疲惫不堪，腹中饥肠辘辘，但我兜里的全部现金只有一元荷兰币和大约一先令的铜币。我本要将这一先令的铜币付给船主，当作他的旅费，可好心的船主坚决不收，理由是我们一直在帮他划船，可我却坚持给他，两个人就这样僵持不下。一个人在没几个钱的时候反倒比他有钱的时候更慷慨大方，大概正是出于怕被别人看扁的心理吧！
之后我沿着大街一路闲逛，看见市场附近有一个手拿面包的男孩。我向来把面包当饭，便上前问他在哪里买的，随即按照他指给我的方向快速来到第二街的面包店。我本来想买在波士顿吃的那种硬面包，但费城没有，便说要买三便士一块的面包，谁知他们也说没有，于是容不得我再考虑了，管他货币在这儿值几个钱，管他哪种面包便宜和叫什么，我就要三便士的面包，任何种类都行。没想到的是，他们给了我三个又大又软的面包卷。三便士居然买了这么多，让我惊异不已，但我还是全都拿走了，口袋里装不下，就在腋下各夹一个，一边走一边啃着剩下的那个。
就这样，我沿着市场街走到第四街，经过里德先生门口，谁知道他将来就是我的岳父，而我未来的妻子正站在门口看着我这副狼狈样。她一定觉得我的样子既尴尬又好笑，这是事实。接着，我转了个弯从板栗街走到胡桃街，一路啃着面包，发现我绕了一大圈后又回到了市场街码头，于是就在靠岸下船的地方猛喝了几口河水。这下我总算饱了，就将剩下的两个面包给了一个妇人和她的孩子，母子二人和我们一道乘船而来，现在还要等船继续前进。
吃完东西，我又有了体力沿街闲逛。这时，有许多衣着整洁的人都在朝同一个方向走，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跟着他们到了市场附近，原来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教友会会场。我就那样干坐在人群中，四处望了望，没听到人们说什么，只觉得浑身疲惫不堪，很快就睡着了，直到会议结束，有个好心人将我叫醒。这就是我到费城后进入或睡过的第一所房子。
我又朝着河边走去，沿路不断看着行人的脸，当我发现一位面容和蔼的年轻教友会成员时，就上前询问他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外地人歇脚。那时我们正离“三水手”的招牌不远，那人就说：
“就在这儿，这是一个招待外地人的客店，但名声不太好，如果你愿意跟我走的话，我可以为你指一处更好的地方。”就这样，他把我带到清水街的“弯曲旅社”，我在这里吃了午饭。吃饭时，有人跟我搭讪，狡黠地问我问题，似乎从年龄和衣着看出我是个私自出逃的人。
吃完饭后，困意席卷而来，他们便把我领到床铺边上。我就这么和衣睡下，一直睡到晚上六点钟，他们喊我起来吃晚饭。饭后，我又早早地睡下，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然后，我尽量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去见印刷匠安德鲁·布拉福德。店铺里坐着一位老人，正是我在纽约见到的那位老布拉福德，他是骑马来的，因此比我先到费城。于是，他把我介绍给自己的儿子，他的儿子果然十分客气地接待了我，并请我吃了我早餐，不过最后他告诉我目前他已经新添了人手，因此不会雇用我。同时，他告诉我城里另有一家新开业的印刷店，店主叫凯默尔，可能会需要我。即便那儿不雇用我，他们也十分欢迎我住在他们家，让我做一些零活，直到我找到工作。
这位老先生表示要陪我一起去见新开张的印刷店店主。当我们见到凯默尔时，布拉福德说：“朋友，我为你带来一位同行，我想你可能会想雇用他。”接下来，凯默尔问了我几个关于印刷的问题，还给我看了字盘，看我如何工作，接着他说很快就会雇用我，虽然这时还没有什么活儿给我做。此时，布拉福德老人并没有表明自己是城里另外一间印刷店店主的父亲，但凯默尔却把他当成了这城里前所未有的最热心肠的人来对待，并和他谈起了目前事业的状况及前景。当凯默尔谈起他有意把城里的大部分生意都揽到自己手里的野心时，布拉福德诱导他深谈，并十分巧妙地提问题，让对方将想法和盘托出，比如依靠什么势力、如何进行，等等。我站在边上听着，立刻觉得他们两位一个是颇具手腕、圆滑老道的行家，一个是纯粹的新手。布拉福德终于留下我离开了，当凯默尔从我这里得知那位老人的身份时，大吃了一惊。
凯默尔的印刷间只有一台快要散架了的旧印刷机，外加一盘磨损了的小号英文活字，这些活字用来排印阿奎拉·罗斯的挽歌。前文我们提到过罗斯，他是个既聪明又高尚的年轻人，受到城里人的尊重，他是州议会的秘书，同时还是位不错的诗人。凯默尔也作诗，但实在叫人不敢恭维，那应该不叫诗，而是将头脑中的东西直接排成铅字罢了。
既然没有稿子，只有两只活字盘，而挽歌则需用全部的铅字，却没有人能帮他的忙。于是我设法把他的印刷机（该印刷机他尚未用过，对此他一窍不通）修理了一下，使它能正常工作，并答应等他把挽歌排好后，我就来印刷。然后，我就回到布拉福德的印刷店去了。布拉福德暂时给我安排了一些零活，我就留在那里吃住。几天后，凯默尔叫我去印挽歌。这时，他又弄到了另外两只活字盘，还有需要重印的一个小册子，这就是他要我去做的工作。
不论布拉福德还是凯默尔，我觉得都不十分称职，前者从未受过专业的训练，文化程度又低，后者虽然有些文化，却只会排字，对印刷一窍不通。凯默尔曾是法国先知派教友之一，十分有能力进行大型范围的宣传活动。现在，他不会表明自己信仰哪个教派，似乎什么教派都信一点儿。他对这个世界很无知，而且我发现，他还挺无赖的。他不喜欢我在他那里工作，又回布拉福德家住宿。
他倒是有一间房子，但也仅有一间房子而已，没有什么家具，所以无法安置我在他那儿住宿。最后，他把我安置在里德家（前面提到过），原来里德是他的房东。这时，我的行李和衣服都运到了。我想在里德小姐眼里，我现在的样子要比她第一眼见到我时那副狼狈地啃面包卷的样子体面多了。
现在，我已经开始结识城里爱好读书的青年了，我同他们在一起消磨晚上的时光，十分愉快。我勤奋而节俭，很快节省下一些钱，生活过得还算不错，并尽可能地忘掉波士顿。我不希望那里的人知道我现在身在何处，除了我的朋友柯林斯。柯林斯有我的地址，我曾在写信时请他替我保密。最后，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把我送回了波士顿，这一天要比我预想的早得多。我有一个姐夫叫罗伯特·霍尔姆斯，是一个单桅帆船的船主，往来于波士顿和特拉华之间，当他在费城以南的纽卡斯尔时，偶然间打听到了我的消息，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自从我离家出走后，波士顿的家人对我十分挂念，他们保证，只要我肯回去，一定会善待我，并按照我的意愿安排一切，言辞非常恳切。我给他回了一封信，尽可能详细地说明了我离开波士顿的缘由，好让他相信整件事并不是他想的那样，都是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