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先秦“易学“评论
——《周易》一书在先秦时期形成的“易学“派别
第一章
由《左传》一书反映人们最早对《周易》的运用，也反映了先秦“易学“流派的雏形
第三讲、《左传》一书记载诸侯国上层人物最早引用《周易》文辞直接用于说理，和医、史“取象“用于说理
第一节
在记载(《左传》)对《周易》一书的最早认识上，史巫当成筮卜而改编使用，是史巫看到《周易》里的六十四画符号，又有文辞，就改编为“繇式”结构，用于筮卜人事吉凶。那是史巫的错误认识，不等于《周易》本初就是为筮卜而创作。也不等于《周易》就是讲卜筮的。得看《周易》一书里说了什么？要看内容思想。而不应被《周易》里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抛开《周易》一书里的思想内容，而认为是筮卜之书。更不能被今本《周易》的数字爻题所迷惑。我们在前节已讲到了《左传》里的筮卜例子，看到那时的史巫，是如何用“《周易》筮之”的。有了《左传》里的那些筮例，就证明《周易》一书是筮书了吗？那正是被《左传》里的筮例所庶蔽了《周易》一书的真象，可另一面也正是由《左传》一书记载了“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而印证了《周易》文本被篡改的历史真相(正是所用《周易》名称做为繇题成为《周易》被篡改的有力证据)。
而在《左传》里同样又有另一面的记载，即把《周易》当作如《诗》、《书》那样的性质来看待，来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做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物的道理，是与史巫筮卜完全是不同的认识，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接下来看《左传》所记春秋时期人们对《周易》另一种用法，当作义理之书直接引用。
我们也将《左传》一书里记载引用《周易》的例子列举如下：
1《左传·宣公六年》：“六年春......楚人伐郑，取成而还。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瘳语，欲为卿，伯谬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这段用现在的话是说:“六年春季……楚国攻打郑国，讲和以后就返回了。郑国的公子曼满对王子伯廖说，他想要做卿。伯廖告诉别人说：‘没有德行而又贪婪，他是应在《周易》里的《丰》之《离》中的说法，不会超过多久，就会有危险。’隔了一年，郑国人杀死了公子曼满。”
这是记郑公子曾对伯廖说过想做周天子的卿士，伯廖就对别人说：“慢满毫无德行又贪婪，恰好应在《周易》里“丰之离”里的说法，不会过多久，就会有危险的。”这里的伯廖只是引用了《周易》的《丰》之“离”名称（“离”是春秋《周易》文本里《丰》里的繇题），而并没有引用《丰》之“离”里的句子（因春秋《周易》文本《丰》里的第六繇辞是以“离”作为繇题，而《丰》之“离”里的内容则是“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这句意思是“丰大的屋宇，遮蔽了家庭，窥视那些住户，寂静无人，看来多年不见人住，这正是残暴统治所造成国家走向衰败的景象。”），直接来喻说事理。而《丰》之“离”内容意思正恰当的所引用的事理。果然时隔一年，郑公子曼满就被郑国人杀了。这是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道理，来引用而阐明事情的道理。
2《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执事顺成为藏。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师》篇中以“临“为繇称里的句子。而现通行本《周易·师》卦中还有这句话：“师出以律，否藏凶”，这是一字不差的。《宣公十二年》里记载的事情是知庄子引用《周易》一书的文章是用来阐明事理，可不是筮卜的。
《左传》记载，在宣公十二年春季发生了楚庄王进攻郑国，到夏季，晋国派军队去救郑国。这支救郑的军队的主帅是荀林父和辅佐的先榖，还有将领荀首，赵朔等，这支军队到达黄河听说郑已和楚讲和，主帅要带兵返回。而经过一番讨论，先榖却反对退兵，要自带领所属的军队渡过黄河，这就出现荀首引经据典，真对先榖的行为认为是错误的。
这里引用了《周易·师》篇中的内容，如同引用《诗》、《书》里的文章句子那样，来阐明事理。
“《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这在历史上也是记录的最早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用来阐明事物的道理。这“宣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90年，距离《左传》记载周王室的太史用《周易》筮卜已过去75年。即《左传》一书里记录的第一筮列75年后，在晋国的上层卿大夫人物是引用《周易》里文章内容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的。而《周易·师》篇的内容就是围绕着用兵而讲述的政治道理。在春秋时，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看来是读懂了《周易》。所遇到军事问题，就引用《周易》一书里讲述战争的理论文章来阐述道理。所引用的句子内容与阐明的事理是恰到好处。《左传》里这段文章大致意思是：“荀首说(荀首的谥号为庄，被人们称作知季、知庄子)：‘先榖这些军队危险了。《周易》里有这些说法，是在《师》之＂临＂里说：‘军队出征全凭纪律，如果治军不好，就凶险了’。执行顺当而成功就是‘藏’，反其道就是‘否’。大众离散是弱，河川阻塞就成为沼泽。有了军律，如同律已那样，所以叫律。执行不善，而且纪律枯竭了。从充盈到竭尽，阻塞而且不整齐，就是凶险征兆了。”
这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是在于说理，完全不同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是用于卜筮人事吉凶。这就是春秋时期两派对《周易》一书不同的认识。这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时，又不同于像引用《诗》里句子那样，直接称《诗》曰，或《诗》云。而在《左传》里凡引用《周易》一书的句子，则出现的是：“《周易》有之，某之某曰”这种用法格式，而不同于史巫卜筮出的说“以《周易》筮之“。如《左传》里第一筮例是：“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观，利用宾于王’。”而荀首引用《周易》时说的是：“《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可这文章句子内容是出自《师》篇里，而不是《临》里的句子。这种引用时的称法与筮卜时的称法则基本相同，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决不是后人说的是筮卜是产生了变卦的那种臆测的说法，这应是一种固定的对《周易》称法，这只因是当时的《周易》文本结构所决定的了。前面已讲述过这是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所致。即使这种结构形式的《周易》，只要看懂《周易》里文辞内容的含义，岂能认为是一部卜筮之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