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那几天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心里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就在我准备妥协的时候，温健给我来电话了。
那天下午我站在天桥上面，来回的看这个北京，这个城市这么大，难道就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吗？还是自己没有真心要留下？
自己胡思乱想的时候，温健给我打电话，说是一个老乡那里缺干活的，问我要不要去？我当时已经是处于听之任之的状态，就答应了。他把那人的手机号给我，叫我自己打过去问。
我打过去之后，对方接听了，说的是普通话。我还纳闷，既然是老乡，都是一个地方的人，干嘛要说普通话？听起来显得有点生分。
挂完电话，我就在天桥上等着，他说等下来接我。等人的时候，心里是着急的、紧张的，一直会想，那个人是什么模样、什么脾气、我们之间会发生那些事情等等。
过了半个小时，一个面包车从桥底下停住，从车里下来一个人打电话。我手机响了，接通之后就知道了。我从天桥下去，跟他打招呼。他让我上车，说是拉我到他干活的那个地方。
在车上，我们简单的说了几句，相互了解一下。他叫李军，比我大几岁，我一直喊他军哥。做的是塑钢门窗，负责安装。他来北京好几年了，在石各庄村租了一个小院子，他媳妇孩子都在北京。
下车以后，他带着我进了小区，然后进到一栋楼里面，坐楼梯一直到最顶层，然后又上梯子到楼顶。在楼顶有两间还没有完成的彩钢房。李军说这个彩钢房是他跟别人一块做的。别人负责彩钢，门窗他负责做。
刚上去没多大会儿，就突然刮起风来。我们收拾工具赶紧下来，在面包车里面坐着。风越刮越大，李军担心的说：这要是把彩钢房刮下来，赶紧跑路吧！楼顶是不让建造彩钢房的，万一刮下来，就是大危害。
好在那阵风不是太大，彩钢房没有事。从那天回去后，李军带着到温健那里，把行李搬过去，这就正式在那里干活了。
他说干活要是按天就是一天八十块钱，闲的时候没有钱。如果是按月的话是一个月两千块钱。问我按哪种算。我是属于那种不干活不拿钱的人，就跟他说按天算吧！
其实这两种算法，都比我在麻将桌厂的工资高。因为李军这里还管吃住，比麻将桌少花钱。李军租了一个小独院，只有两间房。一间是他们住人的，另一间是放工具的。我住在放工具的那间屋里，到了稍微收拾了一下就行了。
躺在木板床上，想着从杭州辞职到现在，已经快半月了，今天终于上班了。不知道这个班能上多久，也不知道在北京能待多久。
想想来北京这几天，为了找工作，每天走着回来，鞋底都磨坏了，人累的够呛，也没有找到工作。突然想起很早之前看到一幅图画，一个人坐在鼓面上敲鼓，劲没少用，就是没动静。就像我之前的那些行为，把力气用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