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年末村里发生一件大事，村长老杨因为齐不全农业税，完成不了任务主动提前“退休”。这种消息对于普通老百姓倒不是很在意，因为他们以为谁当都一样，正经事不管，只会为自己谋利益，而一般人想当也当不上，正经有能耐人又不稀罕当。尤其现在情形，村里没有副业，也就没什么油水可捞，还要面对年终齐税的任务。本来找人要钱就是难处，而哪村里都有一些特殊人物是不交税的，这些人再相互攀着，让老实人也要拖拉起来。老杨突然撂挑子不干，镇上还要找人替代。书记一职可以派镇干部兼职，还需要村里人承担具体职责。这时李立民毛遂自荐，老百姓也认可他有商业头脑，镇里初步考察便给了他代理村长的头衔，先主持村里工作，等来年换届选举时通过村民选举再转正。李立民先自己垫资填补税款缺口，赢得镇里与部分村民的赞誉。当然他也不是傻，只是花钱买好，接着与其他干部商议卖掉原来村办灰窑所占用地。这些灰窑虽已荒废破烂不堪，但许多临着公路，价值未有体现，等到了私人手里越来越发挥更大的效益。而当时买地的少数是村里人，大多是镇上的能人。这也成了后来选举时李立民被诟病的原因之一。不过村里有钱了，也做了一些好事：村小学统一换了新门，村部也得到了修缮，生起炉子，每天干部都来上班，有了蒸蒸日上的气息。而村部前面遗留一座大空房子，属于村部的产业。但是李立民觉得村里留着修缮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心意也要卖掉。但会计周亮不同意了，说不能落个卖房卖地的骂名。两人起了争执，而会计掌握村大印，李立民又只是代理村长，便没有卖成。为此李立民被到来的买主大肆奚落一通。
村里这些事鲁义并不参与，倒是李立民主动去他家里坐一坐，把能摆在明面的话先跟他唠一唠。比如卖地的时候提醒他买一块。但是鲁义对那里不熟悉，更不想搅入是非，所以一点没动心。他安心过起小日子，也会跟着蒋清泉到局儿里坐一坐，慢慢也会玩几种项目，却都是赢少输多。有时不好意思向妻子要钱，就跟蒋清泉借。渐渐还上瘾了，白天、晚上都要出去。遇到齐雅茹发脾气，关门不让出去，他竟坐立不安，电视也看不下去。齐雅茹便嘲笑他。韩龙来家里串门，发现他好玩，约他到镇上赌，他才分辨说：“你那是赌，几万、几十万输赢，我这只是消磨时间，根本算不得耍钱。”韩龙便说他：“有意思吗，成天坐着，啥也不为”
鲁义也琢磨，有意思吗当拿到一副好牌，哗啦赢了，这一把快乐。大多时间都是普通的牌，不走险，一路平常下去，等待那有限的机会；走险，要根据观察、判断，还要看运气、底牌的配合。赢了局面马上起势，输了这一场也定了基调。然后还有第二天、第三天反复下去。他不愿大赌，才能把输赢看淡。而那时玩的人真多，那是属于农村的热闹气象。
零三年春节刚过，电视里传播出南方的疫情，又向北方推移。令家在东北山村的老百姓也都知道了这种名叫sars的厉害。即使担忧还远，但也会准时守候在电视旁关注那逐日增加并蔓延的讯息，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当然生活照旧，他们改变不了命运。何况农村相对还安全些。就在这时候，刘甲一家回来了，并说不出去了。去北京这些年，他偶尔也回家看看，都会被众星捧月一般。一方面他是村里最早的富翁，另一方面，他的本家亲戚和附近杨姓一大家都得过他的好处。一些小辈的房子就建在他雪糕厂的厂址，使得他的地盘逐渐缩小为原来的四分之一。他此时不足六十岁，也没怎么落魄，但是自愿低调了。先只通知了齐福贵，他们是最近的亲属关系。而齐福贵也跟他干过挺长时间，包括到北京创业的初期。
齐福贵应他的指示，收拾出两间住人的房子，然后生起炉子等他们一家人回来时直接温暖入住。而且带着妻女、鲁义就在这新家里张罗一桌酒席为他们一家接风。周围老邻居也有过来看望的，但最后留下吃饭的只有老村长杨官志。
老杨一边感叹离开职位的凄凉。原来他是村长，村里村外都会高看他一眼，他自己便也以此要求自己，穿衣戴帽、言谈举止都要像个干部。后几年虽不比前时红火，但余威还在。突然下来，以为只是名号不在，还像从前一样装扮，旁人看他的眼色却变了。他的腰板自然而然逐渐坍塌，曾经和他有过一腿的妇女更是躲着他。他一无是处了，年纪大了也别有东山再起的话了。再想和人们打成一片就必须自降身段，与同龄人或是更大年龄人一块在阳光好的时候排列街道拐弯的墙根处，听他们也像政治家一样谈古论今。要么只能龟身电视机前听听戏曲。
他自己没留多少钱，但两个儿子都借过他村长的光，都占着大院落。大儿子和别人合作开砖窑，常年在外。二儿子拴大车跑运输，生活都属于上层。他和老伴一直单独过，好久丢了感情，现在倒懂得相互珍惜了。
刘甲还有豪情万丈。他其实是大病初愈，身体虚弱很多，但精神头很足。一个习惯仰头走路的人确实是很难低下头来的。
后来鲁义跟他探讨选择的问题。他对自己一下子走到京城也认为准备不足，但机遇都是好机遇，没有很好抓牢而已。而鲁义对自己的城市一游也不是完全否定，只是身边的机遇太多了反产生迷茫。
相比刘甲的资源已大不如鲁义了，只买了一辆小货车与儿子一起走街串巷送起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