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第一间藏宝室，岩崎信一歉意的说道：“肖先生，各地运送回来的古董文物比较杂乱，还没有来得及归类整理，还请您担待一下。”
“没关系，分不分类都一样。”不管这些古董文物是否分类，总归都要一件一件的看过，肖遥并不介意这一点。
这间藏宝室中，大约摆放着七八十件物品，肖遥看得比较仔细，耗费的时间比较长。
他鉴赏岩崎家族的这些藏品，不仅仅要从中找出那些最珍贵的修炼物品，还要从中挑选一部分比较珍贵的华国古董文物。
这次他从藤原藏宝中得到的日岛珍贵文物太多，和几家博物馆交换藏品，仅仅用掉了一小部分，现在还有一大部分剩余，剩余的这一大部分，他准备优先和岩崎家族进行交换。
不得不说，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岩崎家族确实底蕴深厚，他看到的第3件文物就很珍贵。
这是一件西汉铜鎏金奔马，大约有70厘米高，保存的非常好，如果不是一些细微的地方带着明显的岁月痕迹，简直让人怀疑这是刚刚铸造出来的新品。
这一匹铜鎏金奔马造型写实，肌肉丰满，筋骨强健，体态匀称和谐，动态栩栩如生，正面看的话，会让人误以为一匹金色的奔马正在迎面跑来。
马体铜铸而中空，表现出骏马奔驰的瞬间动态。马为雄性，昂首竖耳，翘唇露齿，鼻孔圆张，作嘶鸣喷气状；颈项粗壮，臀腹紧圆，尾结向后高扬；四肢强劲有力，腕细蹄大，表现奔马力速兼备，形神俱佳。
“这一件西汉铜鎏金奔马，我要了。”
这种罕见的精品不容错过，肖遥相信，这个等级的文物，岩崎家族的收藏中也不会太多。
“肖先生，这件铜鎏金奔马是西汉时期的吗？我对西汉时期的文物不是很了解，还要向您请教。”岩崎信一说道。
肖遥说道：“确实是西汉时期，这件文物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不难断代。
《后汉书?马援传》云：‘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马匹对于国家的强弱盛衰起着重要作用，自古以来备受重视。汉代出于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十分重视改良马种，专门从西域引进汗血宝马，因此汉代雕塑马在工艺美术史中有着与众不同的神韵和气质，深受藏家喜爱。”
岩崎信一继续虚心请教，“此马的面部有一显著特征，在两耳间生有一角状肉冠，这会不会是断代的重要依据？”
“你看的很仔细，这一点确实是重要依据。据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西汉帛书《相马经》说，这肉冠的大小，同奔驰的速度有关：其长一寸，日行三百，其长三寸，日行千里。另据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大宛马有肉角数寸。
这些足以表明该马是依大宛马铸造的。
这一匹奔马矫健、彪悍，行驰为对侧步，集河西走马、大宛马、蒙古马等马种的优点于一身，显然是按良马标准所塑。”
这一匹奔马的艺术水准很高，肖遥非常喜欢，所以兴致颇高的继续为这些半桶水或者外行进行科普，“青铜器自诞生之日，就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以及信仰、审美等密切相关，体现并映射出强烈的文化内涵。我们华国的青铜艺术，商周时期为第一个高峰期；到春秋晚期，青铜器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秦汉及其以后的青铜文化又以崭新的态势开拓出一片新天地，这是第三个高峰期。
你们看，这一件西汉鎏金马塑造的是一匹雄性马，该马低首曲颈，双耳上竖，翘唇露齿，鼻孔圆张，作嘶鸣喷气状，而且右前蹄向外跨，作迈步奔跑状，马背附有革毯，革毯前后各有一排七个乳钉纹，翘尾有结，通体鎏金。
这匹马造型比例匀称，形态雄健，艺术地再现了骏马奔驰的最美意境，不仅蕴含着那个时代极高的思想内涵，而且完美地体现了汉代铸造工艺永恒的艺术魅力。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件青铜器雕塑艺术中的不朽杰作！”
肖遥评价很高，但这件西汉的铜鎏金奔马值得这样的夸赞。
这件西汉铜鎏金奔马如果估价的话，绝对不会少于6，000万人民币，由此可见，这一件奔马雕塑有多么珍贵。
接下来肖遥又看了一件明宣德漆器、一件唐朝铜镜、一件宋代精品民窑瓷器，这几件文物也都很珍贵，但比起刚才的西汉奔马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肖遥并没有挑选出来。
看到下一件文物的侍候，肖遥顿时眼前一亮，这竟然是一件商代康丁方彝！
这件方彝大约有40厘米高，造型魁伟，器壁厚重，器身侈口，短颈较直，腹部呈弧形鼓出，圈足较高，足沿外侈，每侧有一个门洞形缺口。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难得一见的国宝，“这一件商代康丁方彝，我也要了。”
“这件青铜器叫方彝吗？我很喜欢青铜器，但对青铜器的叫法始终都不太了解。”岩崎信一虚心请教。
“彝是古代青铜器中礼器的统称。方彝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截面纵短横长，有如一座古代宫殿建筑。器体大多有四条或八条棱脊），俗称为出戟。
方彝在青铜器中是地位崇高的器类之一，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好墓中就出土五件方彝，其中还有一件曲壁鼓腹的偶方彝。方彝造型别致，纹饰精美，但数量较少，一直备受中外收藏家的喜欢。”
岩崎信一指着青铜器上面精美的纹饰问道：“我看这上面的纹饰很特殊，这是饕餮纹吗？”
“确实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件青铜器最更令人欣赏的就是它的设计巧妙，以及上面铸造精美的纹饰。
康丁方彝的主体花纹是阔口獠牙、鼓目曲角的兽面纹，过去称为饕餮纹，这些兽面纹布置在四壁角隅，以扉棱为兽面鼻梁，同时与方彝的鼓腹相配合，突显了兽面的立体感，做到了器形和纹饰的和谐统一，每组兽面后下方又增饰由七个小乳丁构成的圆涡纹，布局精当，疏密有度。
颈部和器足的夔龙纹也是以四角的扉棱为中心，两两相对布置，从四壁正面观看则为相背而行的夔龙，从四角观看又是四组兽面纹，与腹部的兽面纹主从相配，相得益彰，呈现了方彝装饰的狞厉之美。
地纹采用细如发丝的云雷纹，回旋盘绕，一丝不苟，做工非常精到。
这件方彝造型与妇好偶方彝、耒方彝有相似之处，但更接近西周早期的万甫方彝，纹饰和铭文字体具有商代晚期的特点，所以它的时代应断定在商代晚期后段，约在帝乙、帝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