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石敬瑭返归镇所后，暗中谋划如何保全自己。千千
李从珂是从最底层一步步做到皇位的，深知民意与手握军权的重臣的心思对最高统治者来说是一样重要的!但身为皇帝又不可能时时离开禁中去体察民情、探听大臣，因此命令端明殿学士李专美、翰林学士李崧、知制诰吕琦与薛文遇、翰林天文赵延等轮换在中兴殿庭院值班，常常同他们咨询谈论到深夜。
当时，石敬瑭的两个儿子任内使，石敬瑭指使儿子贿赂太后的左右，让他们暗中侦查李从珂的密谋，不论事情的大小他都能知道。石敬瑭常常在宾客面前自称病弱不能领兵为帅，希图朝廷不猜忌他。
契丹族近来频繁侵扰北部边界，守卫的禁军大多设防在幽州和并州，石敬瑭与名将赵德钧都请求朝廷增兵运粮。朝廷下诏向河东有积蓄的人征借菽粟；令镇州输纳绢五万匹给总管府，用来购买军粮，率领镇冀的人出车一千五百辆运粮供给代州；又下诏令魏博开市购粮。当时水灾、旱灾使得百姓饥饿，石敬瑭派人督催缴纳非常严厉紧急，崤山以东的百姓流离失散，开始流露出了动乱的苗头，而皇帝又下了一道“窃贼不论赃物多少，以及纵火强盗，都处以极刑”的诏书，小罪便有杀身之祸，百姓更觉被压迫的喘不过气来。
石敬瑭率领大军屯驻忻州，朝廷派使臣赏赐军士夏衣，传布诏书加以抚慰时，军士曾多次呼喊万岁，石敬瑭感到害怕，他的幕僚河内人段希尧请求杀了那些带头呼叫的。石敬瑭命令都押牙刘知远斩了挟马都将李晖等三十六人作为此事的宣示。但李从珂听说这些情况后，更加怀疑石敬瑭，任用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领兵屯驻代州，用来分散石敬瑭的权力。
清泰二年九月十七日，皇帝任用宣徽南院使房暠为刑部尚书，充任枢密使，宣徽北院使刘延朗任为南院使，仍兼任枢密副使，从此刘延朗及枢密直学士薛文遇等把持朝中事务，房暠与赵延寿虽然做枢密院的首长，但他们的意见，被采用的不过十分之三四。
房暠是个随势应称、什么事都不先拿出意见的人，每当幽州、并州派使者来朝廷奏事，枢密院的几位大臣环坐而讨论，房暠常常低着头打盹，等他醒来，伸着脖子，理理服装后，那时使者都已经走了。
是否启奏皇帝和任免职务，一律取决于刘延朗，各处方镇、刺史从外藩入朝的，必然先贿赂刘延朗，然后议论一下各家所贡献的礼物，贿赂多的先办，得到内地职差，贿赂少的后办，只能得到边远的职差，因此各地将帅都怨愤不满，而皇帝不能察觉。
这期间，反而是叛将高季兴（建立南平国，到处称臣贪图赏赐，被称为高赖子）的儿子高从诲（父亲死后即位，重新向后唐称臣，被封为楚王）任用梁震、孙光宪等贤臣，省简刑罚，减轻赋税，使辖境之内得以安定。
清泰三年正月二十三日，李从珂在自己的生日千春节置酒设宴，已进为晋国长公主的石敬瑭的妻子上寿祝贺完毕，向李从珂告辞准备回晋阳。当时李从珂已经醉了，脱口说道：“姐姐为什么不多留些时候，忙着赶回去想帮助石郎造反哪！”
石敬瑭认为酒后吐的定是真言，因此听说李从珂对妻子说得话后，更加害怕。石敬瑭把他在洛阳及诸道的财货全部收拢送回到晋阳，托词说是帮助**，但人们都知道他是心怀异志。
李从珂在夜间同近臣聊天时，故意以从容平淡地口吻说：“石郎是朕的至亲，没有什么可猜疑的，但是流言总是不断，万一和他失掉和好，怎么办为好？”众臣当时都闭口不答。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退下来后对同僚吕琦说：“我们这些人受恩深厚，怎能把自己等同于众人，一概观望呢，现在要想些什么办法才是？”吕琦说：“河东那里如果有其他打算，必然要勾结契丹作援助。契丹太后因为他的长子李慕华降归**，屡次要求和亲，但是，他们要求释放被我们俘虏的紥拉回去没有获得结果，所以和议未能成功。现在，如果真能把紥拉等放归与他们议和，每年用大约值十多万缗的礼物、钱财送给他们，他们必定会欢欣地答应。如果做到这样，那么河东虽然想蠢动，也无能为力了。”李崧说：“你说的与我的想法一样。然而钱、粮都要从三司支出，需要进一步同张丞相商量。”
李崧口中的张丞相，便是安重诲的亲家张延朗，虽说他善于钻营，但却不是一点本事没有，当年明宗重设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就是张延朗首先提议的，而且出任了第一任三司使，虽说同他在后梁时做的租庸吏官职上不可同日而语，但日日处理的事物都是为国家理财一类，所以张延朗干得是不亦乐乎，有时明宗叫几个重臣一起去游玩或是一起吃个饭，张延朗往往以三司事务繁忙需要加班为由推辞掉皇帝的邀请，这里一方面确实有张延朗新为重臣想给皇帝留个好印象的原因，但再一方面他是真喜欢这份工作啊!后来安重诲父子伏诛，民间传出了安重诲的儿媳即张延朗之女为仙人救走，所以皇帝没有牵连张延朗的说法，其实是明宗本就是迫不得已才杀了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安重诲，不愿多株连一人，否则不可能仅仅只杀安重诲与他已成年的两个儿子三个人而不是全家了!这时张延朗平日给明宗留下的勤政能干、忠君为国的好印象起了大用，让他做兼判三司的丞相原职不动，后来的李从厚和如今的李从珂均上位未久，除了掌管军权的要职，前朝官员大体维持不变，张延朗得以依旧担任原职。
李崧把事情告诉了张延朗，张延朗想了想，说：“按学士的策划，不但可以制约河东，也可以节省戍边费用十分之九，计谋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如果主上听从了这个意见，只要责成老夫去办理就行了，可以在国家财库之外去搜集，以专供其用。”
得到了张延朗认可的吕琦、李崧二人秘密地把这个办法陈述给了皇帝，李从珂大喜，称道二人的忠心，二人私下草拟好了《遗契丹书》就等皇帝下命令了。
过了些时候，这日陪在李从珂身边的是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君臣二人如往日一般交谈，说到起劲处，李从珂觉得薛文遇当然也是心腹重臣，便告诉了他吕琦、李崧二人的计划，听听他有什么建议。
薛文遇回答说：“以天子的尊崇，屈身来侍奉夷狄野人，不是太耻辱了吗！再者，如果那胡虏按照过去的做法来谋求迎娶公主去和亲，用什么来拒绝他？”接着就诵读唐人戎昱的《昭君诗》中的词句说：“安危托妇人。”李从珂也是戎马一生的汉子，被薛文遇这么一说，觉得在契丹面前如此，确实屈辱，想法便改变了。